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一项正确的政策,只有能变成具体行动,化为实际效果,才能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如果不切合实际,再好的思路也是纸上谈兵;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韩非子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孟氏之儒”。孟子提出的“仁政”论,既创造性地发挥了“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的“仁”学,又集大成式地总结了晚周以来渐次勃兴的民本主义思潮。在他看来,“仁政”论在当时就是滋润政体最管用、也最实用的良方,“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且“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一定可以取得比文王、武王、周公更加辉煌的业绩。但他认为的这剂良方,在当时却屡遭碰壁。

  当时的齐国,国势强盛,民众富庶。孟子慕名而去。齐威王对他礼貌有加,配给车马侍从,但就是不采用悦耳不悦心的“仁政”。也许,在齐威王看来,自己力行改革,乐于纳谏,使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身边还集聚了淳于髡等一批贤士名臣,事业日隆。“仁政”虽好听却不见得好用。这使得孟子很不开心,决意离齐。

  当时的滕国,是一弱小之国。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又被夹在强大的齐国和楚国之间,您看我是该服事齐国呢,还是服事楚国?”孟子见有“顾客”登门,认为机不可失,便进谏道:您只要实行仁政,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为使文公坚定信心,孟子还为他设计了“井田”制方案,以使百姓之家有5亩宅基,百亩耕地,男耕女织,从而达到社会安定,国家繁荣。但滕国毕竟只是方圆不足50里的小国,办法虽好,却难在列强争战的环境下从容实行。孟子心中不快,只好离滕而去。

  当时的魏国,一度曾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到了魏惠王时,国势日衰,与齐、楚、秦等国屡战屡败,割地赔偿。为振颓起衰,魏惠王广招贤士。特别是对孟子的到来寄予厚望。一见面,便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吧?”孟子答道:“你何必一开口就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接着,反复向惠王宣传“与民同乐”“仁者无敌”的道理,讲解轻徭薄赋、减刑安民等“仁政”措施,认为只要如此,就可“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对此,魏惠王口头虽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但实际却并不准备实施。孟子无奈,只好离开。

  应该说,孟子的“仁政”论,关注的重心在于如何争取民心、巩固政权。这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剂良方。但当时的情况是:诸侯争战,愈演愈烈,非武力不足以安身立命。而“仁政”显然是为统治者长治久安服务的。这对当时孜孜以求、靠武力称霸天下的列国君主来说不切合实际,按司马迁的说法,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哪比得上“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毕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即便是“仁者无敌”,也只是“仁而不武,无能达也。”

  孟子的“仁政”当年的遭遇让人深信,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能解决当下问题。故古有“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之说,以告诫“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明者,总会因时而变;知者,总能随世而制;正确的理论,总以结合具体情况、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变为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这一事例也告诫我们,经世致用,不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关键在于能够付诸实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取得经得起人民检验的实实在在的改革业绩。

  (作者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

责任编辑:李艳玲 高天鼎

 

 
标 签:
( 网站编辑:张利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