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5则

    方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道路、理论、制度自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一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丧失是最可怕的丧失。革命时期,在极端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我们党靠的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理想信念,靠的就是这种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终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打下江山,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旧中国留下的落后面貌,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和各种挑战,我们党能够坐稳江山,取得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样靠的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靠的是这种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二是必须坚定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决心。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就是我们党不断推进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言必称希腊,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所谓“学而不化,非学也”。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有着自己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洋办法,搬过来只会水土不服,注定要失败。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三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今天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么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这个标识模糊了,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坚持不住了。我们在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征途中,不管国外舆论怎样评价,不管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要有主张,有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不动摇。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5月5日)

    朱前鸿 刘伟: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剥削与两极分化,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人认为,公平正义是“普世价值”,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人民大众之间严重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建构与发展。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与剥削压迫的斗争中提出了公平正义的口号和诉求,体现了历史进步性,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垄断资本的强势地位,导致劳资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向了公平正义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指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条件,那就是整个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治国理念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中,实现公平正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目标。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

    杨毅:“敌对势力”客观存在、威胁难消

    提到“国家安全”,就不得不提到“敌对势力”的话题。这其中,“敌对势力在多大程度存在”的话题一直以来在国内讨论比较热烈,相互观点不同是正常的,然而一些观点却令人震惊并担忧。首先,不是只有端枪拿刀的敌人才叫“敌对势力”。比如有些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学者更多地是在“敌对势力”概念的字眼上下功夫,直接或间接地否认存在针对我国的敌对势力。他们认为国内只有“犯罪嫌疑人”,不存在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只有竞争对手和伙伴,不存在敌对势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学术分歧,而是大是大非问题。目前,威胁我国安全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同时,境外敌对势力派遣大批间谍,以经商、旅游、学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援助项目等为名渗透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用各种手段腐蚀拉拢党、政、军官员,发展间谍、寻找代理人。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但没有淡化,反而在强化“攻势”。他们以推广经过包装的西方“普世价值”为名,企图挖空、否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精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摧毁我们人民的政治信念。第三,以“为民请命”的面貌出现,企图达到煽动社会动乱的目的。信息技术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交流提供了快捷和高效的平台,同时,也为敌对势力破坏国家安全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各种社交网站,通过微博、微信传播谣言、虚假信息,通过一些语言生动的“段子”,编造令人难辨真伪的信息,在虚拟空间上广泛、快速传播。特别是一些所谓“公知”和网络大V,又推波助澜,在网络上采取“先入为主”的手法,制造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4月28日)

    李泉:美国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底色

    美国虽然没有统一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各个私营出版社推送给我的政治学教科书却都惊人地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即使是批判性稍强的著作,也基本聚焦于微观层面的问题,鲜有上升到对整个体制的分析,更不要说提倡改旗易帜了。再者,美国的教育体系从孩童时代起便培养对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认同,私立学校也不例外。孩子们不仅每天早上在学校要背诵誓词,就是校外的各种颁奖礼、竞赛前也要背(各州会有些差别)。最后,美国式学术自由虽然鼓励老师从不同角度去激发学生更全面的认识,但不代表允许老师模糊学生的主流认知,更不允许老师将课堂当作自己个人意见的演说场。实际上,按照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意见,尽管在课堂上老师可以采用多元视角向学生展示对立观点,但同时还要确保学生掌握正确的手段和方法来评价那些观点,避免陷入彻底的相对主义。在美国的语境下和实践中,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学生最后所接受的基本上都是和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主流认知。综合来看,在美国上有最高法院划定的言论表达红线,下有学校的行为规范管理,配以社会中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尽管表面上各种五花八门的极端言论层出不穷,其主流认知却岿然不动。按照我的理解,美国式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存在恰恰是以其主流认知的强大为前提,并受其制约。

    (来源:《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4期)

    [爱沙尼亚]莱恩·穆勒森:经济法治发展优先于民主化

    很多人在做研究时会犯一个错误。以民主研究为例,如果从一开始,你就相信民主是最好的路径,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民主就是普世价值,也就没什么研究价值,因为你已经打定主意。事实上,民主的确有其价值,但民主形式却不尽相同。在西方,自由民主包含几个要素:最主要是选举,通常指自由选举,再就是金钱。在西方,你必须有钱,然后才能有政治权力,这是一个倒过来的腐败形式,尤其是在美国。各国社会都应该要为民主做好准备。但在民主实现之前,应该先有法治以及经济发展。在英国,早在民主出现的数个世纪之前就有了法治。在19世纪之前,英国政治改革之后,只有不到2%的人民拥有投票权。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家都已有“一人一票”的民主,但却缺少法治。如果你向一个民主条件极不成熟的国家引入正式选举,就会产生混乱。民主化过程还须考虑国家安全等因素。试想,如果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完全“民主开放”,如戈尔巴乔夫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实施“全面民主和言论自由”,谁会进去?很有可能是美国的CNN、福克斯新闻等。尽管有些基本权利是普遍的,但并非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所有人权都普世。即便所有人权都普世,它们也应该进化、发展。人权与自然法则并不相同,后者是被人偶然发现,并被解释给普罗大众的,就像是爱因斯坦和牛顿为物理学所做的一样。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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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利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