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 等5则

    郑必坚: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

    大家熟知,用“赶考”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党所面临考验的第一人,是毛泽东同志。那是1949年3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西柏坡,前往北京(时称北平)的时候。他以警省语气,深情感慨地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去”!再说到党的十八大后不久,新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到西柏坡调研。他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这样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进京赶考”到“‘赶考’远未结束”,再加上回溯党95年的战斗历程,可以悟出一个大道理:我们党从来就是不断“赶考”的。不是说考一次,考了个优等,以后就笃定优等了。没有那回事!还得接着考!今天重温我们党的“赶考”历史,重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又大无畏的“赶考”精神,就是我们对党95岁生日的极好纪念。首先,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踏上了“赶考”路,在人民大革命中考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考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考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其次,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赶上时代”为使命踏上新的“赶考”路,考出了真正活跃起来的中国,考出了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考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赶考”。面对“赶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制定了一整套攻坚克难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图。第四,“赶考”归根到底考的是党,考出了“两个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而赶上“新的群众的时代”则是党所面对的最新考题。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7月1日)

    曲青山: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一是从纲领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所确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最高的和最终的,又有最低的和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人既胸怀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立足于当前;既强调根本和长远,又着眼于现实和当下。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改变,坚持自己确定的纲领不动摇,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懈怠,一路走到今天。这是其他政党、政治团体、政治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二是从性质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我们党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们党最强大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我们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生长于广大的人民之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其他政党、政治团体、政治力量所不可比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三是从宗旨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表明,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中国人民在探索和不懈的奋斗中造就了党,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创造了奇迹和辉煌。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6月29日)

    姚雁:传承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

    焦裕禄和杨善洲,不同时期的先进模范人物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身上都有对党忠诚老实的党员“基因”。不可否认,现在具备合格党员“基因”的干部少了,而那些表里不一的“两面人”却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党内有一些人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两面人”,实质上患了一种“顽疾”,对党和人民事业是危害、对自身的职业前途是祸害、对家人亲友的期盼是伤害,病因就在于他们忘记了党员义务中“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的要求,违背了曾经庄严宣誓的“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入党誓词,忠诚老实的党员“基因”,在他们思想上变异了、消失了。忠诚老实的“基因”,老实在后,是基础性的。邓小平同志1949年曾以《论忠诚与老实》为题给基层党员作报告,在提到“老实”时讲道:“党内不少同志态度不老实,自以为不老实占便宜了。他们与党斗争的方式就叫不老实。事实证明,不老实总是倒霉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老实做人、做老实人,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官德’的外在表现,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可以看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对党老实,是一名合格党员必须具备的党性修养,也是党组织对于合格党员一以贯之的品质要求。老实的党员“基因”,体现在对组织忠诚老实、不做“两面人”;对同志坦诚真实,不搞“厚黑学”;对群众亲近平实,不当“官老爷”;对事业求真务实,不搞“花架子”。每个党组织都应当树立“不让老实人吃亏”的导向,重用那些做人老实、做事务实的干部,而那些对组织遮遮掩掩、投机钻营的人,不仅不能重用,逾越纪律底线的还应当严肃查处。只有这样,党员的老实“基因”才能更强大。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6月22日)

    罗思义:英国脱欧乱局带给中国的启示

    刚刚举行的脱欧公投引发二战以来英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英国的统一也因此受到严重威胁,这场危机料将持续多年。引起这场混乱的终极原因,则在于西方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完全虚幻的人类图景基础之上的。真实的人类有着无数复杂需求,从摆脱贫困、确保自身安全等基本需求到文化、科技等复杂领域的需求,这些需求只能通过社会来满足,因此才产生了难以计数的不同社会关系。可是,“西方模式”对人类具有“多维”需求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反而想用某种幻想出来的“一维”视角取而代之,认为人类关心的只是一系列单一狭隘的事,比如拥有一个议会制共和国或用上“脸谱”网站。而当这种不真实的“西方民主”体系所产生的投票结果与真实的经济政治力量发生冲突时,正如欧盟公投那样,就会引起混乱或导致投票结果被推翻。这些教训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今年7月1日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从建立新中国,到带领这个大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速、迈入国际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再到带领7.28亿人脱离国际定义的贫困线,中国共产党始终承担着巨大历史责任。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社会的多面性及其在中国的独特特征。只有了解自己国家复杂而真实的社会关系,清楚如何综合发展和满足以下这些需求以维持国家前进不可或缺的凝聚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和人身安全、发展科技文化等。为了做到这些,它理智地拒绝了西方体系中的错误。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现实社会关系将变得更复杂,进而需要更完善的政策。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7月4日)

    [美]杜鲁瓦·贾伊尚卡尔:英国脱欧,数字化民主的重大事故

    一是代议制民主意外落败。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6月29日文章,许多技术乐观派想当然地认为,全球化会导致信息和决策民主化,还会导致世界主义势力增强。公民将更加有见识,更不容易被压制,并能够更加有效地向其领导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与别国人民越是住得近、常来常往、读他们的新闻、相互交流和做生意,就越是能理解和体谅他们。或者说,人们是这样想的。但是,这种过分乐观心态没什么根据。有证据表明信息量增大、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进步之间有一定关联,在过去20年里,这三者都稳步推进,尽管速度有所不同。但这种相关性很弱。不仅如此,数字化民主——通过大众媒体几乎实时地接受信息并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个人意见的能力——促进了分化、僵局、不满和误解。这对现代民主已根深蒂固的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跟对发展中世界最大最复杂的民主国家印度是同等适用的。二是谎言说多了即成真理。世界各地数字化民主的兴起有一些共同特征。特点之一是,与直觉相反,获得更多信息的渠道恰恰促成了“事后”信息环境。英国记者尼克·科恩在谈到英国脱欧派政治家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时指出,他们信口开河说大话,轻视实际问题,漠视专业知识,违反政治宣传戒律。在数字化民主中,谎言或半真半假的话说得多了便成为真理。数字化民主的另一个后果大概是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所称选择悖论的一种。很可能,政治选择更丰富导致满意度降低,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民对他们可选择的政治和政策方案表示不满。关于数字化民主的第三个结果已有较多的论述,那就是政治回音室。社交媒体没有与拥有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人创建联系,而是往往强化偏见。最后一点,即时信息增添了政治的戏剧色彩。如今,政府、政党和个体领导人的公开声明与立场会实时向选民播报,作为善政之必要基础的妥协变得更加困难了。数字化民主的意外后果——误解与不满、分化与僵局——意味着政治家与食人巨怪之分日益模糊。民主政治的论调越来越体现千篇一律的网上言论:粗鲁、野蛮、肤浅。越来越多的成功政治家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由此所产生的情绪的人。三是数字化民主需要反思。英国脱欧与其说是反全球化的,不如说是全球化的产物。它也是民主的产物,不是对民主的冒犯。但它是另一类民主,是它的很多意识形态鼻祖早就预见到了的。但我们所知道的代议制民主受到了威胁,英国脱欧是第一个重大事故。我们不应与潮流抗争,而应当集体反思在数字化时代如何使民主依然富有活力与成效。这殊非易事。

    (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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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