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 等5则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

    理想信念是思想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思想领域开始。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了。今天,我们这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大党正在领导全国13亿多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补足党员干部精神之“钙”。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既镌刻着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视死如归精神、方志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大义凛然精神,也曾留下一些信念动摇、理想滑坡而最终在政治上变质的反面典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理想信念的确立不是自发的过程,而是每名党员接受教育、自觉努力、模范践行的结果。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首先要教育党员干部始终胸怀共产主义的明灯,保持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讲,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但我们党员干部心中要有这盏明灯。在对待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上坚决反对“一蹴而就论”和“虚无缥缈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要教育党员干部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规律性和主体性的统一;认识到党的中心任务、各项事业与实现最高理想紧密关联,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行为与实现最高理想紧密契合。另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我们党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出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教育党员干部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7月18日)

    张亮永:在探索《共产党宣言》的途中

    《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一部共产党人将不断探索下去的一部马克思经典著作。对《共产党宣言》在英国的当代接受和传播做了一次探索,得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以1948年英国工党出版百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共产党宣言》正式进入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当代政治经典。在此后近70年间,英国出现了多个流传广泛的《共产党宣言》大众普及版,为之作导言的都是些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或公共政治分子:1948年版导言作者是工党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1998年沃索版导言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2002年企鹅经典丛书版导言作者则是著名的英国近代政治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约纳斯,这也是英国目前最流行的《共产党宣言》版本。第二个结论是,人们之所以重视《共产党宣言》,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理论预见力。作为一部至今仍被人反复阅读的经典,《共产党宣言》的魅力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固有危机不断把它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中,并从中发现有关资本主义的新的惊人预见。马克思当年提出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依旧摆在当代人面前:“如何克服全球化表面上的坚不可摧与内在的虚弱之间的悖论,依旧是新的21世纪的最重要挑战。”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7月19日)

    徐守盛:做学问当戒“书架上的摆设”

    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更加凸显、作用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当前人们的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活跃,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需要像抢夺制空权一样抢夺“制脑权”,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设理论高地,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解疑释惑、正本清源、团结鼓劲的作用。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从本质上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真正知其要义、懂其精髓,掌握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好、维护好、巩固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个群体,抓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舆论主阵地;要抓好青年学生这个群体,决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在研究导向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核心的是解决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做到为人民群众做学问、为人民群众拿笔杆子。必须抓好成果应用转换,把“书斋里的学问”“书架上的摆设”变成决策中的参考、实践中的指南。进一步畅通优秀社科成果转化应用渠道,实现社科研究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的相互促进,建立社科研究与市场之间的转化机制,引导激励成果走向市场、走向实践。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

    王更化: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兼容

    美国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不久前提出一个论断,认为“儒家文化过于强调家族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因此抑制了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将让市场在几千年来第一次战胜儒家。”笔者对此不以为然。把家族说成抑制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发展的因素,实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往往因为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和福利政府才会迫使家族团结起来强化对个人的保障和救济。更何况,历史上传承数百年的晋商、徽商家族,具有活化国家金融市场的功能,做了大量慈善事业,其良好信誉甚至为现代某些金融企业所不及。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牢记生命的源头,保持对家庭、家族的温情和敬意,当是每个人无可逃于天地间的责任和义务,哪怕是家族、宗族概念正在渐行渐远。把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视为水火不容,实际上也只是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不能内在催生资本主义观点的一个翻版,陈旧过时。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下西方经济理论中儒家文化的影子,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表明,儒家文化并非市场经济的桎梏,反而是市场经济的同盟。人称“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究其原因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强调重农抑商,反对市场经济,压制自由贸易。但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绝不能只靠“利己心”正常运转,还要靠“利他心”加以平衡。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仁者爱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有趣的是,当近代著名儒家陈焕章1911年出版经济学著作《孔门理财学》时,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重要代表人物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随即写了一篇书评,指出《论语》《中庸》《诗经》《周礼》等中国传统经典以及很多著名儒者著述之中,含有大量重视经济、按劳分配、货币交易、社会福利等现代经济思想,并为之感叹不已。纵观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近现代经济发展史,同样得不出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你死我活的结论,相反儒家文化倒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晚清时期,最早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提倡并投身发展工商实业的,正是严复、张骞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者和官员。二战之后,亚洲香港、新加坡、台湾与韩国“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就是儒家文化。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同样也得益于国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理性务实、勤勉刻苦的传统。市场也好,经济也罢,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部。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有30多年时间,国家强了,百姓富了,但市场竞争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道德失落等问题。正是在这30多年中,濒临死亡的儒家文化开始苏醒,国学热潮方兴未艾,人们深刻意识到在解决了“富”的问题之后必须解决“教”的问题,必须从“经济人”走向“道德人”“文化人”。而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儒家文化也能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文化和市场经济绝不存在决然对立的现象,更不存在科学技术进步将让市场最终战胜儒家的问题。相反,儒家和市场将会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互为支撑,共同发展。甚至可以说,重视道德情操的儒家文化,作为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显得愈发重要。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7月18日)

    [法]高大伟:“中共治国理政至少有两大优势”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5年,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巨变,中国共产党从具体的国家治理来说至少有两大优势:第一是中国政策的延续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可以按照“五年计划”持续推进国家治理和进步,而西方选举和议会制度只能着眼于任期内,特朗普宣称上台后将不承认《巴黎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是中国领导人在正式成为国家元首之前,有着较长的准备期,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前是副主席,他结识了世界上许多领导人;而奥朗德在当选法国总统之前,没有人认识他;特朗普如果当选,也没有执政经验,需要两年去熟悉该怎样执政,剩下的时间又要准备新的选举,根本没有时间对国家治理进行规划,也不会去看五年以后会怎样。

    (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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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