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多元主义民主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作为上个世纪后半期得以兴起的一种理论,继承了历史上西方各种民主理论的思想。启蒙时期的理论家推崇的民主形式是直接民主,主张以理想主义的直接民主形式来组织国家的政治生活,卢梭是其主要代表;然而,现代大规模民族国家的各种条件限制,使得现实中只能采用间接民主的形式,在这种民主形式中,选举程序是民主实现的核心环节;然而,选举是一种人头政治,本身会带来多数压迫少数的“多数暴政”。精英主义民主认为,民主就是通过选举过程产生少数作决定的统治者。民主理论发展到精英主义民主,似乎已经形成了对民主的原本意义“人民的统治”的否定,面临着难以超越的理论困境。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话语体系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境而产生的。

  多元主义民主是对之前各种民主理论的总结与折中,其理论的中心是所谓的 “多重少数人的统治”的民主模式。一方面,这种模式并不否认精英民主所声称的选举民主运行的最终结果避免不了精英统治的结局;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精英政治与多数政治并不矛盾,“多元精英民主”既能够在少数人权利的基础上避免多数人暴政,又能够在多重“少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阻止少数人暴政。

  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话语中,社会组织是一个关键词汇。要实现这样一种“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关键的一环就是要使众多发达的社会组织介入到民主运行之中。因为组织不仅是各类“少数人统治”的载体,而且是实现多元政治的前提。多元主义民主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社会组织有效参与政治过程,来实现社会对少数掌握权力的决策者的制约,同时,众多组织之间的多重竞争,又是避免多数暴政的一个关键制度构成。多元主义民主所声称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社会制衡思想,既反映了对传统民主理论的综合,又反映了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现实。然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试图从组织这一核心话语,来发展民主理论这一尝试,也使其自身陷入了难以避免的困境当中。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中的平等悖论

  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中,为了保证公民的平等参与,自治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和途径。因为在规模较大的国家中,单一的个人参与政治的影响度和表决力是微乎其微的。而组织本身可形成一种资源,它可以把相同利益或相同旨趣的个人聚集起来,可以代表这些个人在社会上与其他组织相互角逐,针对各种方案讨价还价,从而最终实现个人的目标。因此,多元主义民主本质上是多元利益集团竞争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发达的利益集团体系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多元民主运作的载体,利益集团是人们为追求某种共同利益或某种特殊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它们围绕自身成员的共同利益对政府施加影响,因而也称为压力集团或院外集团。

  美国是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现实原型,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利益集团的发达;另一方面,美国分散而且各个部分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也为利益集团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多元主义民主正是靠着政府体制的分散性这个特点而运转的。联邦和州的分权,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可以使利益集团活动于国家各部分的缝隙之间,使得政治决策的过程演变为相关利益集团的活动过程。

  在多元主义民主的话语中,社会集团参与政治的过程是“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种过程能够避免政治决策操纵在个别精英手中所造成的不平等,从而形成一种“多头政体”,而不是寡头政体。

  然而,尽管理论上多元主义民主可以更好地保障平等,但是不平等仍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多样化的,每一个组织在参与政治时的资源和能力并不对等,因而,虽然社会上是以同一游戏规则应用到不同的组织身上,但是还是会出现众多事实上的不平等。由此,多元民主过程的运行,对每个自治组织实施的是“形式上的平等”,但实际上每个组织得到的却是“事实上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自我强化,并且这些不平等会在既得利益组织保守力量的作用下被维持下来。利益集团在最初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会运用现代性的话语,如平等、公正等进行激进的抗争,然而,当它形成自己一定的既得利益时,就会变得保守起来。尤其,当既得利益集团面临激进的社会结构改革时,他们会想尽办法去阻止其他集团进行可能严重损害其既得利益的改革。正如多元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所言:“即使存在多头政体的制度保证,并且国家政治制度十分民主,组织的多元主义也是与广泛的不平等始终并存的。”(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二、对阶级话语的遮蔽模糊了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本质

  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中,虽然也承认民主国家中阶级分化和两极分化的存在,但阶级分化与阶级冲突的重要性被淡化了。正如罗伯特·达尔声称的,由阶级分化而产生的政治两极分化很少出现在多元主义民主国家。主要原因在于组织的多样化,人们可能同时参加不同的组织,从而使各种分化交织在一起。而且,由于工人内部的分化,如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职业等级之间都高度分化,人们的政治观念也越来越不受阶级意识的影响。同时,由于普选程序的存在,主要的政党都是跨阶级的,政党政策必须迎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庸政策与意识形态,因而不同阶级的人群可以聚集在同一政策目标之下。因而,罗伯特·达尔断言,在实现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国家,由阶级分化引起的政治冲突,其后果通常是温和而非紧张的。(同上书,第57页)

  然而,近年来,欧美国家社会运动的再度高涨表明,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并不能消解阶级分化与阶级冲突的现实。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都表明,在多元民主的运作中,阶级分化和阶级意识仍然占据着现代政治冲突的核心地位。而且,事实上,多元主义民主以利益集团作为维持现代民主体制的支柱,这使得国家权力最终落入极少数精英手中。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对美国权势人物的研究表明,在5000个最重要的职位中,大约4000人对各种社会机构行使正式的权力。全国在工业、金融、公用事业、保险、新闻、基金会、教育、律师事务所、民间组织、文化团体等方面的资财,大约一半由这些机构控制。(参见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多元主义民主的运作模式,事实上成了政治和经济寡头垄断国家权力的幕布。尽管多元主义理论家们也认识到了这些弊端的严重性,但这些弊端并不能在多元主义民主的框架之内得以消除。

  三、多元主义民主体系中的公民意识扭曲

  多元主义民主在运行的过程中,组织的多元化与利益的多元化是互为因果、互相强化的。作为诱因,公民利益的多样化促成了组织多元主义,反过来,组织多元主义形成之后,又会强化不同形式的公民意识。因为组织“不仅仅是接收和发送其成员利益和信号的中转站,组织会增强这些信号并产生新的信号”。“组织多元主义一般都与利益多元性同时存在”,而且“组织多元主义与利益多元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意味着,创造了其中的一个,必然也会创造另外一个。”(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这在现实中经常产生各式各样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组织内部的冲突。一方面,尽管个体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取向加入某一组织的,但是个体的偏好和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为了实现组织的共同利益,组织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加强成员之间的团结,纠正成员的偏差行为,强化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在这种团结或纠正的过程中,公民意识就有可能消极或积极地发生转变,甚至扭曲。同时,组织的负责人也存在维护或谋取自身或小团体利益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成员的公民意识也会受到压制和扭曲。另一类是组织外部的冲突。各个社会组织都是某种特殊利益的代表,因而,在现实的运作中,各个组织并不是把为公众谋利益放在第一位或优先位置。组织很少有动机去考虑它们的行动给他人造成的影响,而且至少在短期内,组织可能把成本转嫁给未参与谈判过程的其他人。多元主义民主的运作使得组织往往不惜牺牲公共利益来促进组织利己主义的增强。

  四、多元主义民主运行中对公共议程的异化

  由于多元主义民主过程是依赖利益集团而运作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共议程扭曲的现象。公共议程关系到政府会对哪些问题采取行动、何时何地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其设定则涉及复杂的集团利益,因而,哪些政策选项会出现在政治议程上,哪些会被过滤掉,很少是依据政策本身的科学性和紧迫性,而是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结果。这样,公共议程就必然被异化。正如美国学者拉雷·N·格斯顿所指出的:“议程的建构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任务。”(拉雷·N·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朱子文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罗伯特·达尔也指出:“通过某些方式,组织化多元主义有利于导致歪曲的公共议程。”(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公共议程的歪曲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存在大小差异。不平等的资源让组织固化了不正义,决定了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主导公共议程能力的差异。由于利益集团都致力于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这些特殊利益并不总是能够将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集团是在追求其本身特殊利益的最大化。而当这样的一些组织能够影响甚至左右到公共议程的设定时,必然会使得公共议程出现偏差,偏离社会的长远目标和普遍利益。这种公共议程的异化也表明,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所认为的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最终将演变成失去有效控制的特殊利益,凌驾于社会共同利益之上。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本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高度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过程在政治理论中的反映。不过,这种包含着诸多缺陷的民主模式并不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际情况,也并非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正如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所表明的,用一种绝对的观点来输出西式民主理论的观念大有人在。西方民主“普世主义”者声称,人类社会渐渐趋向“均质化”,所有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均越来越相似,因而西式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式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以西方社会为样板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而对地球上更多人口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态势,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事实上,西方国家多年来意识形态输出的结果,一方面在一些社会条件迥然不同的国家促成了盲目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引入,并由此带来了这些国家的动荡与倒退,近年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颜色革命之后的状况即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西式民主观念的入侵激起了许多反西方的思潮与行动,如各种原教旨主义就表达了这种不满与怨愤。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责任编辑: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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