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 等5则

    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

    国内外都有学者批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脱离世界发展道路、脱离人类发展道路,要中国回归人类发展道路,讲的就是回归普世价值的道路。他们说,这是中国从“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回归“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割断自己的历史传统,摒弃中国文化特点和社会主义道路,期待中国重蹈“红旗落地”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辉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困难的道路。我们党清楚知道,老百姓对现实问题有议论、有不满意。当代的问题是现实问题,而不是古代人的问题。现实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寻找它的现实原因,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传统文化包括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提供启发智慧,但传统文化不可能为它们从来不曾经历的两千年后的问题提供预案和答案。对中国道路上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儒化不是出路,西化更不是出路,出路在于继续深刻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严治党。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不可违背,执政党的规律不可违背。治党必须从严。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不懂历史辩证法,不懂得失成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是非常危险的。殷鉴不远,岂能忘之。中国道路不是重复母版、模板、再版、翻版。这四个“不是”,就包括三个“化”字。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中国实际和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就是强调中国社会制度和道路不能儒化,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就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西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最根本的化。没有这个化,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因为我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寻求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如果我们摒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偏离中国道路,在现代化问题上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话语抽象鼓吹的国家现代化,改变中国所谓的“一党专政”,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鼓吹思想市场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借助思想多元来反对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鼓吹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此等等,这实际上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偷梁换柱,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变成西化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必经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9月7日)

    林尚立: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我国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成果。首先,协商民主符合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看,民主在中国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促使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并保证中国在现代国家框架下保持内在一体性,实现构成国家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共存与共生;二是发展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共同掌握、行使国家权力。这两个基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国民主的两个方面。没有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共存与共生,人民就不可能联合成为有机整体,从而保障人民以整体的力量掌握国家权力;反过来,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的联合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可见,从民主运行的内在逻辑看,协商实际上是民主原初的存在与运行形式;只有在协商出现困难的时候,人们才会用票决制。协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是人民民主实践的产物,体现的是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其次,协商民主展现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以人民广泛多层次参与为基础,通过公平、公开和规范的沟通与协商,创造有序公共生活的民主政治形式,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其特色表现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体;以宪法为最高权威;参与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动力;权力运行趋向软化;社会治理是多元共治;公正成为政治过程的基本价值追求;政治结构从纵向向纵横结合发展。第三,竞争民主必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概括来说,人民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自主以及由此形成的在政治领域对国家的决定权,是民主的充分条件。竞争只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民主的全部。所以,不能是竞争决定民主,即从竞争出发来设定民主的形式;相反,应该从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设定竞争。竞争是民主的手段,民主是竞争的目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只有搞西方式的多党竞争政治才能达成民主的主张,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就是手段决定目的的错误逻辑。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8月31日)

    苏长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具有独特优势

    一段时间以来,受一些外来学说影响,特别是由于一些西方大国搞民主输出,将自己特色的民主打扮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在这种宣传攻势下,一些人误以为西方模式的民主就是普遍和唯一的民主。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谈民主,需要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主义、回到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来理解,这是谈论中国民主的立足点。从一般意义上说,民主的真谛之一或者说民主的目的,是形成在国家治理中用于团结各方面力量、有序调动和激发各个阶层和群体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套制度体系。具体到中国来说,也就是将党的领导的集中性、依法治国的有效性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充分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能够走出与西方不同的民主政治道路,首先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理论这两种资源。将这些政治思想理论资源转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使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批判,增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免疫能力,坚定走自己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信念。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来看。第一,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第二,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第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第五,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第六,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有助于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这些优势和特色有时我们日用而不觉,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放在民主政治的国际比较中,就更能看清楚。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8月30日)

    李海青:共产主义的历史现实性与逻辑必然性

    共产主义仅仅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设想,还是有其必然性与现实性?这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必须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也是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的共产党人必须深刻理解的问题。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其一,现今社会与时代已经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萌芽或征兆。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今天社会成员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自由结社即是征兆;共产主义社会以自由时间为财富,今天注重休闲即是征兆;共产主义是普遍联系、开放交往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今天的全球化、地球村即是征兆;共产主义摆脱了物的奴役,今天社会发展出现的后物质主义取向即是征兆;共产主义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今天社会对个体权利与发展的愈益关注即是征兆;共产主义强调社会关系的和谐融洽,今天发达社会三大差别的日渐缩小即是征兆。今日之时代与社会实际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趋势在发展。其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理想社会形态,同时还理解为一个从现实的人出发,解决现实问题的持续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运动。其三,共产主义追求的是人们在发展上的互为条件,整个人类共同体关系的和谐融洽与利益共享。其四,飞速的科技进步正在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奠定技术基础。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8月24日)

    范勇鹏:中国需要重构社会科学

    2008年之后的实践表明,摧毁启蒙运动成果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文明自己。启蒙运动开启了反封建、反教会、反愚昧的斗争,指向人道、理性、平等、民主的进步方向。然而,号称启蒙精神继承者的西方国家在21世纪的作为,却几乎违背了所有这些方向: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国际干预造成当代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当前的困境正是这场灾难的余波;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结构激进了中东伊斯兰教极端化的反抗,导致近代以来的政治世俗化趋势正在发生扭转;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话语霸权,进一步摧毁20世纪的战争、革命带来的平等趋势,世界和西方社会内部都发生难以逆转的贫富分化;没有经济平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开始显露败相,所谓“民主”日益成为精英集团煽动民粹、俘获国家、垄断财富的工具。这些具体问题固然各有其原因,但整个西方世界面对问题时观念的失语、领导力的缺乏和进步精神的枯竭,都指向一个深层症结——西方文明的知识范式已经开始失效。可是不少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知识和观念结构,仍然固执地用过时的知识来解释变动的世界。中国的实践不断遭受过时观念、成见、知识范式的挑战和怀疑,正是当前中国舆论界诸多荒唐现象的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范式下,中国的现实常会显得不合逻辑,这极其不利于中国话语和真正科学知识的建构。因此,我们也要像启蒙运动对待经院哲学一样,在吸收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有意义遗产的同时,要有信心从根子上建立起新的知识范式。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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