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日志》品读

     2016年的暮春,我来到河南的林州市(原林县),在红旗渠干部学院驻留了3天2夜,追寻半个世纪前与水有关的那段往事。薄雾晨曦,站在林州东山腰上一眼望去,南面的殷墟古都如梦如幻,西面的太行山绿装浓抹,名扬中外的红旗渠就在峻岭之中。

    以今天的视角看,红旗渠是诗篇和画卷;但若回到当年,红旗渠则是悲壮和牺牲。几天里,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希望能找出深藏其中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品质,以不辜负渐行渐远的峥嵘岁月和为此流汗流血的几十万林县人民。

    将要离开林州的那个夜晚,我找到一本厚厚的内部资料——《红旗渠日志》。这本日志,从1960年1月16日到1966年10月13日,7年里有时天天记,有时隔数天记,有的日子记几千字,有的日子仅记十来个字。个别地方由于字迹无法辨认,不得不用空白小方框代替。

    捧起这本日志,我一夜没有放下,第二天接着读,第三天继续读。阅读中,感慨万千,领悟颇多,内心充满了对那段历史的敬畏,对群众力量的敬意,对共产党的敬仰。

    一

    1959年一场大旱,河渠断流,水库干涸,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跨省寻找水源。800多年前,姓谢的知县带领林县百姓修了一条仅有1尺宽的小水渠,当地人感激不尽,为其建了“谢公祠”。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群众修了一条“抗日渠”,至今传为佳话。1959年一场大旱降临林县,前几年新建的几座水库都见底了。收完麦子后,杨贵和他的同事们翻山越岭找水源。那时的调查研究实在是深入细致,他们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本县境内找不到,就到邻县找,省内找不到,就到省外去找,不达目的不罢休。终于在进入山西省几十公里时,发现这里是引漳河水到林县的最佳位置。

    陶鲁笳在太原听取林县的汇报,山西省委决定支持林县跨省引水。1960年1月16日,红旗渠的首篇日志只记了一件事:“林县人民委员会正式向新乡专署和省人委写了‘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报告。”第二天的日志上写道:“以河南省委的名义向山西省委去了信,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又以个人名义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去了信。”1月27日,也是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林县农工部部长王才书和县水利局副局长石玉杰到太原,向山西省委提出在平顺县筑坝开渠引水的请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后,同意从山西境内引水。用日志中的话说:“至此,揭开了‘引漳入林’的序幕。”

    1960年元宵节那天,林县3万多民工上工地,“引漳入林”工程高调开工。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一声令下,山峰摇撼,大地沸腾,当天夜里,全县便轰动起来了。”第二天是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工地总指挥部提出5点要求:一要做好物资供应,保证民工生活;二要大搞突击,搞好上渠公路;三要做好工程分段工作;四要搞好劳动定额,五要加强民工思想领导和安全教育。接下来,工程真刀真枪干了起来。

    党委扩大会议及时调整工程部署。誓师开工虽然热闹,但起初还是搞人海战术,打了一阵子乱仗。热火朝天干了20来天,暴露出效率低、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各种问题。杨贵及时在盘阳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立即找见渠底平线,然后往里挖”,“大搞工具改革”,“领导少,线路长,可采取分段突击的方法”,“以不计划渠内过船的打算”,“6公尺高的洞可分别改为4公尺”,“放炮大量运用代用品,如食盐、牛粪等”。杨贵在会议上提出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与会者一致同意。

    省委、地委的领导们来了,记者们也来了:“这工程真要气死拍电影的”。3月8日,“今日晴空万里,春光四射,人们感到格外清晰凉爽。”“中午过后两辆小汽车沿着林平公路过来了,这是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带领的省委、地委、《河南日报》社龚总编辑和十多位记者,以及县委办公室同志一同来工地进行参观。”“记者们相互谈说着这工程真是十分险峻呀!你看民工们腰系绳索在这半山崖有多么危险呀!”“接着不知那位记者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工程真要气死拍电影的。”红旗渠开工不到一个月,即得到了省委、地委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路记者的热切关注。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来推动红旗渠建设,这是很管用的一招。

    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记得小时候看纪录片《红旗渠》特别兴奋,觉得河南人真的了不得,在太行山上修出一条红旗渠,改变了干旱缺水的贫困面貌。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拍纪录片几乎是天大的事,这件事极大鼓舞了民工们的志气。3月19日,“今天午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技师赵华和程中义二位来到了工地。”“赵华同志说:民工干劲很大,工程真是十分险要,这真是人民公社的威力。所以我们从今日起要从红旗渠工地摄影一部‘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喜讯迅速传播,全工地民工为迎接摄制电影到来,展开了冲天干劲。”如今真得感谢拍电影的同志们。

    当年的《红旗渠》是怎么拍出来的?“三点钟的光线最好”。3月26日,“上午10时,前来参加拍摄电影的有: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书记处书记李运宝、李贵、秦太生、秦志华、周绍先和李英武副县长……”“午饭过后,根据电影厂同志的提议,‘三点钟光线最好’这是拍摄的好机会,镜头已选好,要求参加拍摄的同志按时到来。”“队伍排好后,大家万分高兴,个个拿着钢钎、老锤,在阳光的照射下,红旗飘飘。”“这时候一声号令:注意啦,现在即要开始了。”“最前面的杨书记两手大摇大摆,脚抬得高高的,一步紧接着一步走得劲挺大,后边李书记、秦书记、周书记一个赛似一个。”上述文字记录了《红旗渠》电影拍摄的细节,有激动人心的宏大场景,也有事先设计好的“摆拍”,还有大家的喜悦心情,当年的纪录片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上海影片厂来工地拍电影,当日工地上有两名民工光荣牺牲。前面的日志写的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这次记录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场面规模相对小一些,重点放在了“12姐妹”的宣传上。8月8日,“12姐妹在半山腰抡锤打钎,其余同志都准备掀石头,个个都是劲头冲天。”“一声哨响,接着号声长鸣、钎声、掀石声、满山掀起了灰尘满天征服自然的景象,不多时哨声又响,大家停止,这个集体镜头即算完成了。接着又照了12姐妹和领导人的‘镜头’。”就在同一天,发生两起死亡事故。“任村分指挥部杓铺大队冯胡德背石头300余斤,从坝上过去而闷倒坝下河中,光荣牺牲。”“泽下西泽下村刘旺生,因人行空运线未使绳捆住,结果空运线一断,摔到山下50余米高的下边,也光荣牺牲。”从这两起事故可以感觉到,当时民工的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都非常大,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

    二

    红旗渠一期工程基本竣工,这段渠总投资668万余元,社队投资545万元。一期工程建1个拦河大坝,打通7条隧洞,架起14座大渡槽,斩断45道山崖,搬掉13座山峰,填平58道沟壑,共用工448余万个。10月1日,这一天的日志没有说工地上如何过国庆节,而是记下了工程投入的明细账。“这段渠总投资6685000元,其中国家投资685000元,县投资547300元,社队投资5452700元,全部用于材料与物资的购置,本年度没有工分及生活补助。”记录者可能无意,但阅读者应该有心,具体分析一下,社队投资实际上也就是老百姓的投资,占了总投资的81%。这些投资全都用在了材料和物资的购置上,工分和生活补助没用一分钱。

    实行包工定额,调动民工的积极性,成为红旗渠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工程开工以来,经过短短一段“大帮轰”后,红旗渠建设探索了不少有效管用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实行包工定额。到了第二年,这项措施已相当成熟了。7月9日的日志说:“今天召开了各营营长会议,会议开了一天时间,非常紧迫。”早上6点多钟各营长就来到工地,既检查了质量好的工地,也检查了质量差的工地,然后回来开会,围绕质量、安全、干劲各营长发表意见,并交流了工作经验,下午王才书做了总结, 讲了三种包工定额方式。“1、地里包工,家里凭票吃饭;2、地里包工,家里不凭票吃饭;3、地里没有包工,家里没凭票吃饭。这应很好研究改进。”

    王才书部长病重得无法走路,马有金副县长开始到红旗渠工地一线指挥。9月16日,“王部长虽身患重病,每日进行治疗,但因其一心为工程着想,每日总是带病工作,他抽时间用电话联系指导,中午趁吃饭时间和晚上人们在家时,总要召集在家人员谈谈工作,了解各公社工程进展情况,并从了解中提出指导意见。”“王部长回去了,我们所有同志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搞好工作,希望他到县里检查身体治疗痊愈。”日志中这些朴实无华的话,生动描写了王才书这位红旗渠上的关键人物,此后他虽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在关键问题上仍继续为红旗渠做着贡献。随后,马有金副县长就出现在工地上了,他对问题看得准,抓工作力度大,亲自带头干。一到任就召开指挥长会议,要求干部都要上工地,依托重点带领民工生产。干部上工地要带垫肩,带领大家背石头,当天任务一定当天完成,指挥长要亲自包工。

    红旗渠经常搞检查评比,两次检查评比间隔9天,标准大不一样。通过检查评比推动施工是一个好办法,红旗渠的检查评比务实管用,不搞虚的。11月份的第一次检查评比。“①社会主义教育30分;②干劲30分;③质量20分;④安全节约20分。”9天之后,又进行第二次检查评比,早上4点各指挥长们就吃饭了,然后即动身到各工地检查,中午11点才回来开始总结评比:“①工效40分;②质量30分;③安全30分。”这次把“教育”和“干劲”两项都取消了,加上了40分的“工效”,“质量”和“安全”也分别增加了10分。这些变化很有意义,标准更实在,针对性更强。

    参与红旗渠建设的近六分之一的民工被评为劳动模范,一等劳动模范奖励垫肩一个。12月2日的日志记载,“全工地共有人数6800人,共选出模范1652人,其中一等617人,二等655人,三等480人。”“共奖给垫肩617个,奖状1272张。”也就是说,将近六分之一的民工被选为模范,一等模范每人奖励一个垫肩,一等模范和二等模范有奖状,三等模范什么都没有。一等模范和二等模范相加,正好是1272人,奖状也只有1272张。时代赋予的这种非凡荣誉,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大理解,但这就是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激发精神力量的有效方式。

    马有金副县长的问题意识很强,重视干部作风建设,喜欢动真格的。这里我把马有金在12月22日晚上召开的指挥长会议强调的事情做一个缩写,能够看出他的领导风格。马有金说,个别领导对任务不摸底,说什么通水不成问题,但他有多大任务都不知道。领导指导工作一般化,抓不住主题,怕艰苦,上工迟。马有金要求,民工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帮他们完成。年底前谁完成谁先回家,坚决不协作。干部要做到上工在前,下工在后,发现问题要随时解决。在红旗渠纪念馆,我看到了马有金在隧洞里抡锤打钎的照片,他真的是有这么一股较真拼命的劲头,红旗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领导干部亲自推车抬筐抓定额试验,施工效率大幅度提高。说实话,我们从纪录片看到的热火朝天场面,还不是红旗渠的全部,它还有另外的一面。(1962年)3月4日日志:“郭家窑大队对来挖方抬筐每人每天挖1.8方,用小车每人每天推2.5方,这样有些偏低。在这种情况下,马县长、王文全、宋广忠等同志就给他们试验,三人用小推车推,在三个小时内就出9方,抬筐也是三个人,就抬了3、4方。通过试验后,民工们一致认为自己的定额偏低,提高到推车每人每天8方,抬筐抬3方。现在大家生产很积极。”这一天马有金和他的同事,起码在工地上干了6个多小时,用试验来证明原来的定额偏低,但又没有因此把定额搞得过高。

    召开连长以上干部会议,主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和明确一些规定。以往总指挥部只召开营长以上的干部会议,3月7日这天召开了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共有350人参加。工地上的连级干部大多是生产小队干部,身份都是农民。马有金直来直去,讲话不拐弯抹角,他对连长们说:“今后规定一条,连长不能换,营长不能换,技术员不能换,搞安全的不能换,因为我们不是住店的,我们是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定额是按照中央60条,按劳取酬的政策原则,我们如果在这方面做不好,就会伤害群众生产积极性。”“定额就是克服平均主义。领会如何,也就是你执行中央政策的好坏问题,如不执行,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的一种指导方法。”“今后规定一条,干部哪一天不参加工地,向总指挥部请假。”“各营都要刻碑,”“刻碑时必须把指挥长、连长写上,以后谁出了问题谁负责。”马有金口气粗犷严厉,要求严格苛刻,又能把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他有一个口头语——“今后规定一条”,说明不是讲完就完了的,是要在规矩上明确下来执行下去。连长们的“刻碑”,如今已成红旗渠的一景。

    病中的王才书部长为红旗渠又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王才书带领有关同志,到山西平顺县协商解决红旗渠建设有关问题。从7月19日开始用了4天,工作很深入,协商的内容很丰富。23日下午4点王才书从平顺县回来,晚上开会介绍了到山西的情况:“林平两县就有关红旗渠问题写了协议,并互相通过:一、分水的问题;二、渠道存在的问题;三、退赔问题(另有协议书)。”在红旗渠纪念馆,展示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但把分水和补偿事宜都写清楚了,而且对红旗渠通水后的问题也考虑得很周全。两县签订的协议书,表明了山西支持林县引水的积极态度,也看出了王才书一行的远见卓识。

    三

    红旗渠各工程竣工通水的时间,实际完成情况与原计划有很大不同。最初,林县县委提出大干80天,建成红旗渠的口号。当时对工程时间的计算方法很有意思,他们以农户盖房子所用时间为依据,用上工地的劳力数乘上工程的长度数,粗略算出80天就够用了。很快,工程的艰难使他们明白可不是这么简单,仅一期工程就搞了200多天,1960年9月30日,“第一期工程放水成功。约6个流量的水从渠首进入,流经20余里,从王家庄泄水闸放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王家庄”在平顺县,即一期工程在山西地段。据说,二期工程于1962年9月30日建成,但日志对此没有记载。1963年2月7日“三期工程正式放水。”“到九日下午因漏水严重关闸停放。”接下来全线修补治漏,同时实施四期工程。1964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正式从总干渠渠首放水。”“这是总干渠竣工和一干(五公里)渠竣工以来第一次全线试渠放水。”红旗渠前后四期工程,也就是当初提出要大干80天完成的工程,实际用了5年的时间。

    1965年4月5日,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通水庆典大会。红旗渠通水庆典大会,“参加会议的约有二万人以上。”“进行大会第一项,鸣炮奏乐开会(五鸣大炮)。进行大会第二项:向主席鼓舞致敬。三项:向在工地牺牲了的干部民工致哀。四项: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作报告……”“发奖后有安专豫剧青年演员宋贵琳唱南海长城一段。周香连唱朝阳沟一段,又对唱朝阳沟一段。宋贵林□□一段。孙记明唱□罗筐一段,张□菊唱朝阳沟二大婶一段,全体演员演红军飞夺泸定桥。”第一项,大炮放了5响,现在看来主要是为了节约炸药。第二项,向主席“鼓舞致敬”应该是“鼓掌致敬”的笔误,这一议程既传统又现代。第三项,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这是特别重要的议程,——必不可少的哀悼!“红军飞夺泸定桥”作为通水庆典大会的压轴戏,体现了革命寓意。

    一年后红旗渠全线竣工,后面的工程就是干渠加高加固和支渠配套了。1966年上半年,红旗渠一、二、三干渠相继建成通水,县委书记杨贵在这前后频繁出现在日志里。4月20日,在全县分五个地点同时举行通水典礼,12万人参加。此后的红旗渠建设,转入总干渠加高加固和支渠配套,其日志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到1966年10月13日,日志记完最后一篇:“指挥部召开第五次会议,经过大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分配任务合理,不再重分。”至此,《红旗渠日志》平平淡淡画上了句号。

    1969年6月,红旗渠加高加固支渠配套等全部工程完工,但没有日志记载。史诗般的红旗渠,给后人留下一项苦难辉煌的水利工程,给今人留下一笔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十分珍惜。

    责任编辑:李艳玲 高天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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