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等5则

    陈希: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确立了“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的管党治党指导思想,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保证。必须严格标准、健全制度、完善政策、规范程序,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干部优秀、班子过硬是重要基础。有了好的干部队伍、好的领导班子,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就能得到严格执行;反之,党内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基础条件,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滋长蔓延。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对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和好干部标准。用人标准与用人导向紧密相连,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我们党选人用人的标准,概括地讲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具体地讲就是党章所规定的领导干部六个方面基本条件。从十二大党章到十八大党章,领导干部基本条件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化,但核心部分没有变,主要包括政治素养、思想作风、履职用权、专业能力、修身自律等要求。这是我们党对90多年来干部队伍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政策、党的重要主张在选人用人上的集中体现,是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依据。二是坚持事业为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选用干部要坚持事业为上。这一要求对于做好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以事业为上,是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十分重要的方面,是选好人用准人的根本出发点,任何时候都必须很好坚持。三是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公道正派,是对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的基本要求,也是组织人事部门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核心内容。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是由干部工作的特点决定的。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四是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党管干部原则是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则,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首先要把好条件关。其次,要把好程序关。五是自觉防范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种种偏向。用人风气好坏,直接影响用人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禁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行为。坚决纠正唯票、唯分、唯生产总值、唯年龄取人等偏向。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

    陈先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调适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当代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此相随产生的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有效地调适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有它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当代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与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相关,但市场经济也有它的消极面。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重视钱,一切交换都通过钱,一切都需要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货币作为普遍等价物必然会颠倒了一切价值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看到了由传统到当代面临的道德困境。他说:“因为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义务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里,而进入了一个义务以契约为基础,而且一般又以与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以前,一直是非常诚实的社会可能变得非常不诚实。”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能是包装,而必须是实质,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来调适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种种矛盾。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极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改革,回归原来的计划经济。这里涉及一个制与治的问题。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源配置得比较好的制度,但不见得我们就有依法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和能力。制与治不同。当年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反驳一些否定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回归分封制时说,“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说,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即二世无道,实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乱象,不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在于治理,也就是必须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对市场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市场失信,各种市场乱象必须实行有效的治理。市场必须管,必须治。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缺少、道德败坏。治理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不矛盾。政府应该有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治理规则,其中包括现代立法与社会主义道德教化。面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使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通过创造性转化能有效地化解传统与当代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能对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怀着一种温情的浪漫主义迷恋。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3日)

    邱仁富:如何实现价值观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说到底是坚持价值观自信。当然,价值观自信也要通过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来呈现。推动价值观自信,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用好“三种力量”推动价值观自信。当代中国,推动价值观自信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复杂问题的无形力量。如何推动价值观自信,刘云山同志指出要用好“三种力量”,即“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用好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力量,引导师生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信念,保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自信。”这里提出了推动价值观自信的几种途径。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是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自信的根本。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力量,就是要充分发挥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践成就的解释力、说服力和影响力。用好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力量,“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第二,在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中实现价值观自信。当代中国,通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来推动价值观自信,是当前推动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的路径。我们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说到底,至少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要有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和机制运行体系;二是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增强价值观自信。价值观自信,惟有根植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才能持久。根植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中增强价值观自信。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建构中国价值自信的基本框架。一是根基意识,二是大局意识,三是责任意识。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11月)

    《环球时报》 社评:西式民主困境,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

    民主原本是一种决策机制,也流行成为一种价值,但它在西方的主导下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就带来一种束缚的力量。直到一些大的事实无法掩盖,才触动了越来越多新的思考。这些事实包括西方的民主机制从与封建体制的强烈比较优势到逐渐耗尽了内在动力,走向非建设性、低效的特殊僵化。在民主根据地的西方,如今民主之下的“政治正确”高于一切,实际效果不断做出牺牲。这种“政治正确”的强大与蛮横碾压了各种有关政治改革的有益探讨,或者将它们推至绝望的边缘。西方世界在很长时间里失去了改革的能力,眼看着新兴世界取得成就,西方却将那些成就贴上“牺牲了民主价值”“破坏了人类社会规律”的标签,表现出“宁要民主的草,不要非民主的苗”那样的极端。第二个大的事实是,西式民主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过程猛烈、神速,但却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败相。民主变革导致很多国家的动荡和破败,西方国家干预最强的几个例子,这样的印象尤其强烈。美国和西方下了那么大力气要把民主送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但这3个国家都上了世界舆论传说中“人间地狱”的榜单。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12月2日)

    陈利云:社交媒体正改变传统政治传播生态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结果是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特朗普战胜了从政经验丰富的希拉里。大逆转的背后,社交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觑。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开始显现。奥巴马率先使用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并借此成功上位,成就了“互联网总统”的名声。这种“颠覆性”,在4年之后以特朗普的“逆袭”再次得到印证。得社交媒体者得天下,似乎并非耸人听闻。一是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线性传播格局。电视媒体曾是政客的助选利器,但其制作周期长、成本高,并且受频道、时间等多重因素制约。而在社交媒体上,选民可以直接参与到内容的创造和生产中,享有表达、分享和传播的权利,也有获得关注与被关注的机会。二是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生态。据今年7月皮尤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24%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转向在社交媒体上获取大选消息;相较之下,仅有15%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从候选人的官网或者邮件中获得信息。三是社交媒体为政治营销提供了无限可能。社交媒体既拥有巨大能量,也会带来一定政治风险,用好社交媒体这个“宠儿”并非易事,没几把刷子是不行的。得一时民意易,获长期民心难。对深得社交媒体之利的政治人物来说,真正提高自己的诚信度和执政能力,方是王道。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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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