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传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意蕴
我们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党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党的根本立场，也具有鲜明的方法论价值，对于推动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方法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发出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路线、方法与要求，为治国理政和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价值导向、行动依据与方法指引。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道理的有力彰显。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人民立场、人民主体、人民力量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深化了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工作路线。二是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事业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核心，明确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工作重心，充分体现了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价值导向。三是执政为民内在根据的行动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并在实际工作中把这一内在根据转化为着力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和改进民生、着实提高执政为民能力水平等显见行动。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月19日）
肖罗：让忠诚老实在党内蔚然成风
不够老实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内一些人身上也存在。在日常工作中，一些人无原则地攀附、讨好、奉承；在较真碰硬的时候，一些人隐瞒情况，误导和对抗组织；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一些人逃避责任，不敢站在前列；在利益诱惑之下，一些人见异思迁、见利忘义，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所述种种，都是不老实的具体体现。不老实的氛围一旦形成，必然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老实是一种人品，是做人的本分，更是党员的本分。我们说的老实人，是指厚道的君子而不是“老好人”，是指原则性强的人而不是刚愎自用的人，是指敬畏权力的人而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是指重规则、讲程序的人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下，做老实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对党忠诚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工作生活中，体现为忠诚干净担当，时刻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月12日）
钱乘旦：认识西方民主的真实
一是西方没有2000年民主传统。梳理从古希腊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西方历史，跨度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800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称为“民主”的时期只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这一段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存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西欧封建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主权被分割。在这样的政治结构里，在领地和庄园里，领主是他这块领地上绝对的主人，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谈不上民主的权利。按历史学家的说法，西欧这种状态大约延续了一千年，这就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大家可能感到惊讶：完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西方有2000年的民主传统！二是西方代议制的最大悖论：理念与现实背离， 原则与事实脱节。看西方的选举制度，如果说代议制的合法性依据是“人民授权”，那么运作原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仍然以英美为例，看看“人民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简单地说，英国议会选举采用“领先者获胜”的原则和美国的总统选举采用选举人制。在这个过程中“相对多数”能确保在选举中产生一个“多数”，尽管这个多数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数！“相对多数”把选票集中在两个党手中——所谓的“两大党”，其他党派、其他政见、其他选民早就被排除了，尽管这些“其他”加在一起，可能是真正的多数。所以，理念与现实背离、原则与事实脱节，是代议制民主的最大悖论，这个悖论永远不可解决。三是民主不是万能药，民主又是个好东西。第一，有人说，有了民主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其实，民主制度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可能是腐败的温床。第二，有人说，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英、法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原因是有民主制度。这是不对的，完全说反了。前面说过：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被改变了，这样才产生了民主的要求。第三，有人说，民主是和平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发动战争。这是西方人为自己辩白。伊拉克战争是谁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是谁发动的？越南战争是谁发动的？相关的例子多得很。第四，还有人说，有了民主就有法治，首先要民主，才能有法治。但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还以英国为例。英国大宪章的实质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依法办事，国王也要遵守法律，所谓“王在法下”。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到英国革命推翻专制王权是430年，到“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是470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走向民主化是600多年。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让人民参与制度设计。民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积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完善。如果说西方社会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酝酿民主化，那么经过150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初步完成这个过程。美国到1970年，民权运动告一段落，才走完民主化进程。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民主建设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能在中国得以完善。
（来源：《前线》2017年第1期）
苏长和：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一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三是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月22日）
张树华：西方政治衰败凸显中国道路价值
一是西方政治乏力引发政治发展问题反思。国际社会在惊讶、惊恐中度过了不平静的2016年。这一年中，民粹思潮、排外主义、功利主义泛滥;政治对抗和政治自私占据国际政治头条;政策碎片化和政治不确定性增加;政治失序或失范令政治观察家和民众如坠迷雾。同中俄等政治大国治理整顿、强化权威不同，西方政治阵营政治发展乏力甚至衰退的一面暴露无遗。这引发了有关民主以及政治发展的新一轮探讨与反思。二是中国排除西方干扰实现全面政治发展。当今国际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中，被西方垄断的“民主”概念已被滥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多年来从未放弃以“民主化”为手段对我实施“分化、瓦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与优势包括：稳定性：体现在稳定的政治秩序、有序的政治参与、法治与民主并行、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发展性：谋求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出发点和目标。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持续性：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按照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总体事业的部署而连续进行，一方面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同步，另一方面也有自身战略、规划、步骤，是持续、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协调性：既体现为政治发展价值目标——民主、法治、稳定、秩序、廉洁、效能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又体现为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相互协调。包容性：提倡“包容性”，意味着不拒绝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以全面政治发展的理念带动民主的进步，通过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为经济提供政治保障，带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社会和谐。三是坚持全面均衡发展观，持续提升政治发展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一定要保持政治定力，在话语体系和理论构建中坚持全面的政治发展观，破除民主一元化迷思。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