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才：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道德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法律和道德可以相互转化。二是汲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滋养。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为政以德历来是对为政者的品格要求。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基本的治国方略。三是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首先要以道德滋养法治。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缘法而治”“法不阿贵”等思想精华，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道德教化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的过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其次要以法治保障道德。要通过法治的刚性，引导人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不仅要惩劣行以示警戒，还要彰善举以扬美德。第三要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应发挥关键作用，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陈先达：精神家园的重建与中国哲学的前景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社会道德某种程度的滑坡和价值观念的混乱与信仰的丧失。说到底，这就是精神家园受到破坏，一些人精神缺少坚如磐石的安放之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精神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也是最危险的危机。社会道德滑坡、价值观念颠倒影响的可以是整整一代人，而受影响的一代，又会成为影响下一代人的思想土壤。如果代代相继，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恶化。但随着人们的精神家园的重建，随着过度消费引发的精神饥渴症的发作，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维方式的需要，一定会由冷变热。经济越发展，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精神压舱石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最需要哲学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自觉。当代信仰的缺失、理想的动摇、道德的错位、价值观的颠倒是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某种并发症，是前进中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因为它立足生活，面对社会问题。它不是倒水，不是把一个瓶子里的水倒到自己的瓶子里，而是从生活中，从科学发展、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成就中提炼出新的问题。它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书本为导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和人类如何获得解放，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问题出发，来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的其他哲学著作，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来思考哲学问题。当年毛泽东同志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不是不要课堂，不要书本，而是不要走学院派的道路。正如文学要走出象牙之塔一样，哲学也应该从神圣的哲学殿堂里走出来。心中有人民，心中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真正进行创造性的哲学研究，把研究成果变为民族的宝贵财富和培养与提高全民人文素质的现实哲学智慧，这是一条宽阔的无限向前延伸的哲学之路。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2月13日）
贾康：回味南方谈话，永葆思想解放激情
一是创新发展是南方谈话的时代内核。从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的角度，南方谈话所解决的问题是——终于由邓小平一言九鼎地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以解放思想推动生产力解放的“中国奇迹”。二是改革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视已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时代下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三是思想再解放需摒弃思维定势。再次强调思想解放，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来加以矫治。于是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称作“一大发明”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亦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再次强调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而力求摒弃。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2月14日）
史见：讲真话是一种担当
讲真话、说实话，是做人的起码要求和“底色”，也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内生力量”。对于党员干部来讲，讲真话更是一种担当。讲真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敢讲真话，首先离不开熟稔“家底”，掌握真实情况。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亟待引起重视的不良现象：市县领导不知道情况的，故意说自己知道；乡镇干部知道情况的，反而说自己不知道；村居干部有情况，却拼命地不想让上级知道。可想而知，这何以让领导掌握真实情况！因此，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时，须全方位掌握情况，精准把脉。周恩来曾经说过：“领导喜欢听真话、带头讲真话，群众才敢讲真话”。谈及讲真话，一些基层干部似乎有些忧虑：讲真话多了，矛盾和问题反映多了，领导会不会觉得能力不行、水平有限？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很多不真不实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上行下效、投其所好的结果。鼓励党员干部讲真话，还需要上级领导听得进真话、实话。正确的废话永远不会错，但是于工作并没多大用处。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人还愿意这样讲？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会出错，非常太平。由此观之，营造一个允许说错话的环境也至为重要。只要不涉及基本立场和原则性的错误，对真实的声音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穿“小鞋”。特别是要宽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大力支持和保护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理直气壮地为他们撑腰鼓劲。
（来源：《新华日报》2017年1月5日）
[俄]亚·弗·罗曼诺夫：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度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扩大其在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创造了先决条件。2012-2016年短短几年时间内，中国在构建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概念框架以及制定新规则方面已完成了大量工作。中国筹备在杭州举行的2016年G20峰会过程中的努力明显加强。了解中国对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可以作出哪些贡献，是深化理解中国能够承担的全球责任的基础。21世纪初西方国家抛出一种论断：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必须增加中国承担的责任。这些论调被通称为“中国责任论”。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对中国经济潜力的过高估计是恶意图谋，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承担起无法胜任的重担，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今，中国的对外合作观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完成了对国外重点概念由批判和拒绝到创造性地重新理解和同化的转变，但仍对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保持警惕，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具有的规范特征。中国对“全球治理”这一西方概念进行改造，使之适应自身需求。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宣布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方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对从国外渗透而来的“普世价值”（多党制、人权、三权分立等）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且强调这些观点会威胁中国的稳定，是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现。随着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实现了由反对“国外”价值观的防御反应到积极宣扬本国价值观和思想的过渡。这些过程都与中国渴望在世界事务中获得“话语权”并且希望能够提出自己的议题紧密相关。 广泛借用西方创造的整套思想工具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接受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内容。中国将重点放在了增强“三个自信”上，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2016年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要求，强调增加现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于是“三个自信”变为“四个自信”）。中国领导集体号召人民群众不要照搬照抄外国“配方”，鼓励人们在国内探索解决发展问题的答案。另外，中国的全球角色讨论增加了传统儒家的利益观以及有关责任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国一直强调，中国不会忽视本国利益，但会更加注重自己的“责任”。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