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等5则

    李锦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首先,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一要在思想上对标对表。思想认识强一分,行动自觉就会进一步。二要在行动上紧跟紧随。在行动上紧跟紧随,必须始终把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开展工作的前提和依据。三要在执行上坚定坚决。执行上坚定坚决,就是在执行时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四要在落实上落地生根。其次,坚定不移守规矩,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一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把党的政治纪律挺在前面。二要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让党内政治生活的“炉火”烧得更旺。三要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坚持按原则、按程序办事。四要大力加强政治文化建设。第三,坚持不懈重监督,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一要把监督的笼子织得更密。二要把监督重点抓得更准。三要把监督合力聚得更强。第四,以上率下作表率,保持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一是在“慎”字上着力。二是在“严”字上着力。三是在“廉”字上着力。四是在“领”字上着力。第五,敢于担当扛责任,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一要知责,强化责任意识。二要明责,强化责任分解。三要压责,强化责任传导。四要问责,强化责任追究。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2月28日)

    谢伏瞻:弘扬敢于担当精神 做时代的劲草真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敢于担当纳入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强调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敢于担当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首先,当前干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的几种表现:一是当老好人。二是摆花架子。三是只要权力不干事。四是不思进取图安逸。其次,深刻把握“五个敢于”的内涵要求。一是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二是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三是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四是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五是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第三,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一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我们将认真总结这些地方的探索实践,在省级层面研究制定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指导性文件,对哪些属于改革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哪些属于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哪些属于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加以界定,明确政策界限,鼓励各地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容错的具体情形、程序、结果运用和保障措施等,为敢于担当的干部卸“包袱”。容错的同时需要注意纠错,要创新纠错办法,形成宽容失败、允许试错、有错必改的一整套机制,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或挽回损失。健全保护机制,对那些因敢于动真碰硬而受到诬告的干部,及时澄清是非、消除影响,保护好干部。二是健全激励机制。应畅通干部成长通道,认真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把敢于担当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注重选拔那些敢抓敢管、实绩突出的干部。落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在“下”的问题上细化衡量标准,确保干部下得合规、下得合理、下得服气,将目前干部“要么踏步、要么进步”的单向晋升变为“干得好进步、干不好退步”的双向流动。同时,公正对待“下”的干部,让其有改进提高、重获提拔使用的机会。应加强绩效考核,研究制定体现“重视基层、多劳多得、优秀重奖”导向的政策措施,着力提高基层干部待遇。运用好精神激励,创新荣誉表彰制度,大力培树先进典型,营造鼓励改革创新、激励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三是完善监督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让各级干部时刻置身于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之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干部既干净又干事。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3月2日)

    谢毅: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为了帮助广大人民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各党派的共同主张,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相反。“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强调,“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因为“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了。这是有利于人民民主建设、有利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概括的十月革命道路的五条基本原理,尤其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强调的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早期表述。它们的内容,最重要的都“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是个根本问题。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1期)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几个重大界限

    一是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叛离。马克思学说根本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标志之一,是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蓝图极少具体描绘,而把它留给历史去解决。二是前进中的失误和倒退中的祸害。马克思主义判断进步和倒退的根本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变革、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如果归根到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其中的失误就只能是前进中的失误。三是可以或正在克服的弊端和不治之症。马克思主义判断一种弊端可否由制度自身加以克服的根本标准,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基础上的国家性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不能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之所以不具有无限的自我调整能力,就在于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设置了其不可逾越的“禁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就在于它没有这样的禁区。社会主义是否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或“新权贵阶级”?应该说,这种坏的可能性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极力防止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新权贵阶级”,既非逻辑的必然,又远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把特权和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想象。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2期)

    陈先达:中国传统文化需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有源与流。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之源。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源远流长,具有持久性和不间断性。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科学对待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构成一个社会结构整体,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作为反映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同样处于高度发展之中。可是,文化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又不同,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等于封建主义文化,它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断流。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创造的成果,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包括具有超越时代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需要创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全盘保留建立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这就必然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新的时代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创造出当代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分辨,区分精华与糟粕;二是激活,通过与时代结合对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诠释;三是创新,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优秀基因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观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儒家思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我们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也不能弱化中国传统文化,如果这样,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之,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看看苏联就知道,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其意识形态领域卷土重来的就是旧俄罗斯的宗教思想和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价值观。

    (来源:《前线》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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