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通之“道”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从基本内容、理论诠释、宣传教育、语言形式等方面系统推进，更需要从法理支撑、制度设计、实践转化等方面逐步确立。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通之“道”，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体系。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社会要求全体成员践行的价值目标，更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所需要体现的价值取向。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真正体现到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之中，依赖于国家法律和制度的长期灌输、强化和引导，持之以恒地推进，做到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才能逐步进入人们思想和意识深处，形成人们自觉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制度设计。也就是说，要将核心价值观的目标、理念和原则，都具体化、细化为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具体条文，这是落细落小落实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制度化、法制化、条文化了，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才能转化为人们的行为操守和行为准则。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已经基本成型，要在进一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化、具体化的同时，使其转化为各种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国家法律和社会制度，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党内规章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使党与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和社会成员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法制、制度和党内规章的范围和轨道，真正做到法律治理国家，党规规范全党，制度管理社会。三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各领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确立以后，只有将它社会化、大众化、日常化，转化为人们的工作价值观、日常价值观和生活实践，才能逐步成为人们共同遵循和维护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尺度和价值原则，植根于人们的观念深处、思想深处和灵魂深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具体化为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价值体系，并实现制度化、具体化，才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4月10日）
卫兴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超越了西方经济学
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规律，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的。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萨伊等西方经济学家最初讲生产三要素，是指资本、劳动和土地；《资本论》讲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二者提法不同，是因为着眼点不同。西方经济学只着眼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突出资本的作用。而马克思则着眼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旨在揭示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所谓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指从原始社会起的任何社会生产都不可或缺的要素。西方经济学后来又纳入管理、科学等要素。而《资本论》则在一开始就从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角度论述了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增加新的生产力要素，既从总体上概述，又分别论述了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新要素，如科学、管理、分工协作、自然力等。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他反复讲科学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在《资本论》中，他还把协作（包括简单协作和分工协作）作为生产力的要素。马克思把自然力也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认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如利用水力、风力发电，利用太阳能等。马克思重视自然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还可以从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中看出来：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和自然才是财富的源泉。根据马克思的思路进行考察，在当代生产发展中，信息网络等的发明与应用作为新生产力要素，正在有力推动生产力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4月10日）
胡鞍钢：“一带一路”驱散逆全球化阴霾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以及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逐步筑高贸易和投资壁垒，导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横生波折；其国内日益频繁地出现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现象，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可以说，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发展停滞，是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这些不足和问题，在世界经济繁荣期被掩盖，在世界经济下行期则明显地暴露出来，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今天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主要的诱发因素有三个：一是全球贫富差距拉大。二是失业问题凸显。三是发达国家自身发展出了问题。逆全球化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不利冲击。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现实困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在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上承担更大责任。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贡献者和引领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一带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渠道，是中国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实际行动。它努力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推动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打开新局面。其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和实施路径。二是破解全球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4月23日）
陈先达：立德树人，殊途同归
中国文化经典进课堂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各有功能，殊途同归。政治理论教育具有极强的政治导向性和直接现实性，它的根本任务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我们的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高校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大问题。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不能代替也不应削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向功能，而要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它的人文精神与高尚的道德规范和情操，是我们立德树人的思想资源，决不会因为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而减少它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学生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中国人；如果不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培养，不可能成为具有中国优秀文化素质和道德教养的中国人。在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不可能成为一个能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和用中国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员。只要认真思考，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智慧与社会进步和人类道德进步的走向是相通的。就功能来说，它们都能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员，都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中，找到和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相契合相一致的思想。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无血无肉无情无感完全非中国化的普遍的抽象的原理阐述，就会失去它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4月17日）
黄明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信仰
如果说以法治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新态势表达了核心价值观信仰化之必要性的话，那么，以下两个方面则表达了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之重要性：其一，从宏观视域看，能否确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否在精神层面得到应有的呈现，同时也关乎我国文化安全。从价值论上看，意识形态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起到方向保证和思想动力作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形态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在当今时代，精神需要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日益凸显，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如，以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总是以普世价值观的地位自居，并以进攻性姿态挤压着处于守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性认同特别是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与发展的思想重要基础，成为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信仰化既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否掌控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能否带领人民顺利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之关键。其二，从微观视域看，能否确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否幸福美满。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是我们国家发展目标，它体现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对祖国未来的期待，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自由、平等、公正与法治这一社会价值取向既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对建设怎样的社会的共同目标期待，又为实现我们个人合法利益提供有益的社会保障。爱国、敬业、诚信与友善是个体在处理自我与国家、社会和他人等主要社会关系时的基本道德遵循，公民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则体现了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不仅如此，个体在履行这些道德责任时也同时有效地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满足。
（来源：《新华日报》2017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