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几何时，美国自诩为“山巅之城”“民主灯塔”“上帝的选民”，并以此号令全世界。而在过去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让全世界人都大跌眼镜，各种丑闻不断刷新人们的底线。选战大戏已落幕，但乱象并未停止，各方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怎么了？本期关注组约三篇文章，分别从民主体制、市场经济和新闻媒体角度出发，谈谈美国社会的病与痛。
从所谓“完美的民主国家”到“有瑕疵的民主国家”
佟德志
在一些民主政治学者那里，谈民主“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然而，2016年的美国大选，特朗普以绝对优势胜出，让许多学者始料不及。事实上，在国会大厦前拉开的“民主之春”运动早就已经为2016年美国民主这不平凡的一年拉开了帷幕。在这一大选之年，“邮件门”“健康门”“性骚扰门”等丑闻不断，让人目不暇接。大选结束后，新晋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备受冷遇，抗议的人群却热火朝天，甚至引发暴力行为。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的民主怎么了？
从2016年美国民主发生的种种乱象出发，结合美国民主制度长期以来积重难返的弊病，我们发现，美国民主之所以陷入困境，实际上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民主在政治制度的“硬环境”和意识形态的“软环境”两个方面不断恶化的结果。
美国民主种种乱象的核心在于资本对民主的控制，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从而引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并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自由的名义下，资本家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通过资本控制民主，用“一股一票”的经济原则影响“一人一票”的政治原则，这是美国民主最根本的特征，也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2016年大选当中，人们看到的是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资本游戏、政党分赃的政治实践，这已经成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每次大选上演的常规曲目。事实上，进入21世纪，“占领华尔街”“民主之春”等运动就是在直接地表达选民对资本控制选举的不满，揭示了资本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衰败”理论，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和制度供给不足等多种因素而出现的政治失序、动荡，甚至暴乱的现象。没想到半个世纪后，这一概念却被他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用来描述一向被一些人视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之所以福山痛批美国的政治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
长期以来形成的“否决型”体制越来越变本加厉，严重影响国家治理的能力，导致美国出现政治衰败。美国宪政民主的制度设计，强调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定了“否决型”民主体制的安排。在国会当中，参议院代表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它可以制衡按人口比例产生的众议院。不仅如此，即使是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法令也可能会遭到总统的否决。即使参众两院同意并经总统签署的法令，仍然可能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对于这种体制，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早就指出，因为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否决点太多，美国的宪法几乎不可能得到更加民主的修正，在事实上造成了美国人在公民权上的不平等。福山则直接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将这种体制归结为“否决型体制”。在他看来，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正在堕落为一个“相互否决”的国家，而且，这种相互否决的体制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否决点，使得美国无法解决很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正是美国的这种否决型体制，导致美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出现政治衰败。
这种否决型体制的弊端，在两党党争的情况下被不断放大，直接影响到行政官员的任命、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各个领域，不仅引发聚讼纷争，而且朝令夕改的政策也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受政党分肥的政治传统的影响，美国重要的行政职位具有很强的党派性。民主党虽然在参议院中并不占多数，但却在很多人选上不断狙击特朗普政府，使特朗普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难产的政府之一。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的任命，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50∶50的选票，最后只好由副总统彭斯到参议院投下一票才得以通过。公共政策上也是如此。作为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医疗改革方案在通过的过程中就产生过重大分歧，遭到共和党人的激烈反对。通过以后，奥巴马被26个州告上法庭，最后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优势使得医改法案得以苟延残喘。即便如此，2017年1月20日，刚刚就任总统几个小时的特朗普，就在白宫签署了他的第一份总统行政令，废除了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这一系列的混乱既有否决型体制的原因，也有两党之间党争的因素。
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以自由民主的代言人自居，在国内全面推行代议民主和精英统治，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这些举措在2016年均受到挑战，民粹主义全面反对自由民主的代议制、精英统治和新自由主义，成为“自由民主内部最成功的反对者”。民粹主义高举“人民”的大旗，挑战代议制民主，甚至主张取消一些中间性机构，让政府直接倾听人民的声音，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主长期脱离人民的一种批评。
文化多元撕裂社会共识在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在2016这一年，美国政治文化的撕裂不断加剧，甚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一般来讲，民主被认为是人们和平地达成共识、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然而，美国的民主却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性别、族群、宗教、道德等多个问题上，美国民主存在着文化的困境，形成了民主一致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在2016年大选当中，人们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在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甚至出现极化现象。
意识形态的极化直接引发了各种形式的对立行动。在种族平等方面，不仅美国历史上有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而且直到今天，美国民主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种族问题，“塞尔玛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运动就是这种紧张与冲突的表现。在此次大选当中，特朗普和希拉里两位候选人在同性恋等少数族群问题上的对立不仅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也使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化。特朗普就任后发布的所谓“旅行禁令”让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也引起了一些大公司的激烈反对，最终被告上法庭，使得刚刚颁布的禁令就被取消。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民主的种种问题及其表现感到悲观。2015年7月28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非常失望地表示：“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了”。新鲜出炉的“经济学人智库”2016年民主指数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这是一个有着明显西方特色的民主指数，然而，在这个指数当中，美国的民主得分近10年来首次低于8分，跌出所谓的“完美的民主国家”行列，堕落为“有瑕疵的民主国家”。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
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
王生升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旅行禁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
1.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这种经济金融化趋势，首先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其次，还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求的产物。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刺激了债务消费，这又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2.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经济金融化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8年执政却对此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就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3.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原油、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所副教授）
主流媒体与民众的信任关系破裂
王维佳
毫不夸张地说，2016年的美国大选不但是一场建制派和局外人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新闻界与特朗普之间的战争。大选刚刚结束，“媒体的失败”就成为舆论热议的关键词。著名记者迈克尔·沃尔夫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短文写道：“美国大选中的政治认同已经分野成相互诅咒和对抗的两派，一个是特朗普派，一个是媒体派”，而“特朗普的胜利揭示了媒体自以为是的失败”。《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更富有历史感：“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如今的特朗普胜选，媒体已经走进了死胡同，13年内的3次打击，美国新闻界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系统性挫败”。
美国是现代新闻业的摇篮，而新闻业也向来是美国向外展示其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样板。在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主流媒体的知识精英一直扮演进步事业的先锋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新闻界如今面临的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危机，而更是一种文化共识危机和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以各种现象和问题展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主流媒体在选战阵营上的一边倒及其最后的失败。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从媒体偏颇的角度来理解，而是展现了主流媒体与美国政治建制派的高度融合。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对100家美国媒体的大选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57家都明确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而支持特朗普的媒体只有区区2家。除了统计数字，我们也能从经验中很容易分辨出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媒体圈的不同待遇。尤其是那些严肃的全国性媒体，他们在谴责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那种将媒体视作民主社会一个独立功能分支的观念，显然无法解释这种报道立场高度政治化和同质化的现象。
有趣的是，媒体精英虽然不喜欢特朗普，但是却给了他足够的曝光时间。廷德尔媒体调查报告的结论显示，2015年党内初选期间，在总共1000分钟的全国性电视新闻大选报道中，特朗普获得了其中327分钟的曝光，远远领先于其他候选人。相形见绌的是左翼进步人士桑德斯，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只获得了20分钟的关注，不到特朗普的1/16。很多媒体人为此自责，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不仅提升了特朗普的被关注度，而且为他节省了大量广告费用。
由此可见，对美国新闻界来说，建制派的政治意识和媒体寻求商业利润的动机成为一对尴尬的矛盾。如果说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地利用了这对矛盾，那么，从政治主张到制造话题能力都难以被主流媒体接纳的桑德斯，就只能被排挤在聚光灯之外了。实际上，正是这位民主党的候选人将贫困问题、再分配问题等长期被建制派忽视和掩盖的问题带入了竞选之中，而他为此所做的大量努力都无法经由大众媒体而成为公共话题。
媒体精英们对现存体制下各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充耳不闻，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他们被基层大众所抛弃。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当前只有18%的美国民众保持对媒体的信任，而美国新闻学会的调查结果更显严重，媒体信任指数只有6%。在2016年，西方新闻界失信于民的难堪处境被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这两个事件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出来。任凭主流媒体对脱欧派和特朗普支持者如何的讽刺、嘲笑和攻击，最终的选举结果都宣告了其影响力的衰弱。
在欧美社会中，媒体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破裂是一个历史动态过程。从20世纪末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媒体公正准则”和媒体垄断壁垒被相继废弃，传媒行业的商业潜力被大规模释放，而其公共服务属性则逐渐跌入谷底。对注意力资源进行高效开发利用的诉求代替了服务公众、促进民主的功能成为传播领域的首要准则。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新闻界的社会责任意识，带来了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而且也给整个传媒行业的产业生态变革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轮商业化和媒体资本整合的过程中，“新闻自由”这一经典的价值观标签持续褪色，不但无法为言论意见的多样性提供保障，反而沦为解除各种公共约束的空洞说辞。借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模糊的言论自由概念，媒体集团将有主体意识的个人自由与公司商业行为的自由进行混淆，从而为他们的市场扩张找到了金字招牌。
时至今日，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并购与联合，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已经掌握在少数几家全媒体集团手中。这些垄断媒体本身是全球市场扩张的受益者，因此也是全球化建制的坚定支持者。与此同时，全球化催生的跨国资产精英和追捧商业世界主义文化的知识劳工阶层成为主流媒体最为倚重的目标受众。这些人集纳在西方社会那些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行业，并生活在传播资源高度富裕的全球都市之中。大众媒体按照商品价值大小对受众群体进行的区分直接带来了媒体精英与全球化建制派相互融合的结果。也由此带来这一群体在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审美品位等各个方面与基层民众之间的系统性脱离。这种状况最终在同一个共和政体中创造了两个相互隔绝、甚至相互对抗的文化空间。“新闻自由”因此成了社会精英的独享自由，成了社会大众的意见禁锢。
传播资源高度垄断的现实使得新闻职业群体的自主空间变得越发微小。建制派政客、媒体集团、全球资本精英已经结合成了一个利益高度关联的共同体，主流舆论机制的工具化属性再无法被“新闻自由”这个内涵空洞的遮羞布所掩盖，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中的基层劳工群体在全球化市场中的困境，无法在传播领域得到有效表达，他们自发的行动又常常遭遇媒体精英的奚落。总之，经过30多年从传播内容到产业结构的商业化转型，新闻媒体这个西方社会民主共和理想和言论自由观念的支柱已经失去了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日益沦为全球化建制派的宣传工具，也由此最终丧失了美国底层民众的信任。
（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狄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