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久红 郭广银 陈硕:新中国成立60多年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等5则

2017年06月07日 09:28:50
来源: 《红旗文稿》2017/11 作者:

    袁久红 郭广银 陈硕:新中国成立60多年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道路的开辟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和制度条件。正是通过系统总结前30年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道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其中一脉相承的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和原则。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方面,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本土经验,我们一开始选择了借鉴甚至照搬苏联模式。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一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此后,独立自主的思想和原则贯彻到经济、政治、科技、外交、军事等各领域,指引我们取得了巨大建设成就。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和原则。习近平同志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他还赋予独立自主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是“压舱石”“稳定器”,确保改革开放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它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自我革新,通过扩大开放吸收借鉴他国发展的有益经验。只有这样,中国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6月1日)

    侯惠勤:读经典要抓理论方向

    对经典著作的解读是否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否全面准确,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当下的举旗走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思辨化、自我化和经院化的倾向,其结果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高高在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不着边际,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纯粹学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时,使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望而生畏。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探索现实社会及其客观关系的主观思考,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价值取向、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等,虽然可以有多种解读,但并不是说任何有根据的解读都是等价的,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尺度,不能人为地把经典理论引向神秘化。“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否满足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否以自身的彻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众,正确指导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检验人们对经典著作理解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因此,自觉地服务于现实,是读马列经典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闭门读书的“清高”可炫耀。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3期)

    田心铭: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如何言之有理

    文章要有理,具有真理性,除了要有客观事实作依据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必须坚持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反映客观事实,去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也就是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不能当成一句空洞的口号。要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而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要弄清哪些观点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丢弃了或否定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比如,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其中包括劳动价值论)是必须始终坚持的科学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味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唯物的、辩证的观点,能动反映论的观点,科学的实践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的理论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要认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及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区别,坚信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发展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总趋势。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对材料的取舍会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而其中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它是科学真理的体系,是对事物普遍本质、普遍规律的正确反映,所以可以指导我们去认识具体事物。怎样才能做到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你真的懂得它、相信它,认识到了它是科学真理,也亲身体会到了运用它的积极结果和违背它的消极后果,有了切身感受,才有了这种自觉。这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也经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思想、学说相比较,才能逐步认识到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过程。这是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相结合中逐步锻炼成长的过程。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可采取排斥的态度,不可拒之门外,排除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而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了解它,吸收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作为我们的借鉴,但不可将它们搬运过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或基本的理论框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指运用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要体现在实际运用中,而主要不是体现在引文中。写文章引经典作家的话,特别是他们对一些根本观点的表达,在我们还没有精通到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表达的时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一些基本原理,就像数学、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一样,有其准确的表述,直接引用可以使思想的表达准确无误。但是,如果掌握了它的精神实质,也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去表述。还可以不去表述它,即不讲原理本身,而直接运用它。毛泽东的文章中,很少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马家枪法”,不需要先把“枪谱”背一遍,直接用就是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运用。文章要言之有据又言之成理,说到底,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客观实际出发,得出符合实际的理性认识。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3期)

    谭虎娃: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写笔记制度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秀品格,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明确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习要与工作联系起来,要通过学习不断改进、提升工作。1941年5月起,我们党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为了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的质量,避免夸夸其谈,真正达到“改造思想”“改造工作作风”的实效,实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目的,写学习笔记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写笔记既然是党的纪律,是一种制度安排,就不能流于形式,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需要有组织的检查和督促。在延安整风学习过程中,各单位基本形成“检查笔记为学习检查的中心”的理念,每次讨论会以前必须抽查笔记。首先,检查形式切合实际,灵活多样。其次,检查内容标准从高,要求从严。再次,笔记检查不讲面子、只讲纪律。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5月31日)

    刘晨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西方“宪政”模式的超越

    西方“宪政”的“限权”思维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对于防止权力任性专断很有必要。但把政府与国家权力仅仅视为“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必然致使权力更加难以成为“积极的善”(positive good)。实际上,在西方“宪政”理论陷入教条自由主义的桎梏之前,治理权的重要性一直都得到承认。英国宪政最初是建立在强大王权的基础上,否则就谈不上对王权的限制;美国宪政的初衷也是为了建构更好的政治联合体,首先赋予联邦政府有效权力,其次才是对其进行限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与近现代革命传统,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良成果,一定会超越西方“宪政”,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奉行“儒表法里”的治理之道,在“法治”建设方面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当然,中国古典法家思想是为君主制度服务的,“法治”内涵也不同于现代法治,但在治理治理者尤其是严肃吏治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有很大借鉴价值。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尤其是“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对执政者的道德修为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这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极具启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重视法治与德治的有机互补、重视执政党能力建设与党性教育的齐头并进。近现代革命传统,特别是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高远的视野,我们要超越西方“宪政”的资产阶级利益观,致力于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接纳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同时,决不能使其仅仅停留在法律形式上,而要将法治文明建设与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服务于塑造更好的人和建设更好的社会,而非为法治而法治。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可以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佳的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经济导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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