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辉: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到下个世纪中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21世纪中叶，正是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的伟大历史时刻，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个历史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邓小平同志曾作出过关于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深远预见：“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解答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课题。我们党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走过了不平凡的历史进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进行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传统、现实国情和长期治理经验，创造性地推进治国理政事业，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了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形成了相对于西方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为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积累了成功经验。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现代化新路。我们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成功发展之路。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21世纪，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包容发展、共赢发展”的新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国际秩序新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新愿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对当今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世界更美好、让各国人民更幸福。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5月10日）
侯惠勤：再辨“普世价值”的理论实质
一是围绕“普世价值”的论争本质上不是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抽象争论,而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中国是否要搞“全盘西化”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普世价值”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有其特定的指向性,即在于聚焦西方宪改制度,即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一些人宣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其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普世价值”试图以抽象人性论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但实质却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理念,就因为它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浓缩,并因而奠定了其制度的所谓道义基础。这个理念概括起来就是,资本主义是合乎人的天性的自然产生的社会制度,因而是不可抗拒和不可超越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政治信条和政治思潮,抽象人性论是其保护色。三是“普世价值”把蛮横的“文化霸权”和落后的“冷战思维”冒充为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为其进行所谓的“价值观渗透”提供道义伪装。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性话语,反映了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观察和分析本国历史、现实及变化趋势,解释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整体面貌,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当“普世价值”的思想俘虏。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5月19日）
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就是要为其政治共同体确立统一的价值目标、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从而形成统一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价值观层面上的高度浓缩，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上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着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的作用，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牢牢把握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主旋律。抓住了这个主旋律，就可以有效抑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杂音和噪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始终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来源：《新华日报》2017年5月11日）
佟德志：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如果说，2016年西方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那么，由此引发的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成为2016年西方民主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政治现象。民粹主义的兴起全面挑战当代西方的代议民主、精英政治和政党政治，而民粹主义的兴起也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民主的这三大困境。一是代表不能代表民意，成为代议民主挥之不去的困境。由于民族国家领土规模的扩张，现代民主不可能再现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而是选择了间接民主的模式，代议民主成为西方现代民主的要义。正是代议民主的种种困境，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空间。民粹主义的兴起试图摆脱这一困境，同时也正是这一困境的反映。二是精英不能代表选民，反而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导致体制对大众的排斥与遗忘。与西方国家精英民主的现实相反，民粹主义对普罗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诱惑力就在于他试图在精英民主的现实之外为人们提供一个理想政治生活的蓝图。事实上，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有着深厚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当中取得成功，其本身就是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讽刺。三是2016年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存在的种种困境的反弹和挑战。民粹主义试图打破现代政治的金科玉律，抨击现有的政党政治体系，甚至建立起颇有影响的新政党，成为对自由民主政党政治的一种讽刺。与传统政党不同，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有一个大致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支持大众的意见。同时也应该看到，民粹主义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很难突破西方由来已久的自由民主制度。民粹主义者并不是自由民主的革命者，而只是自由民主的挑战者和改革者，它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民主面临的困境。
（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6月5日）
梅荣政：西方宪政民主的“基因缺陷”
在当今西方世界，宪政民主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事实上，西方宪政民主衰落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法治、民主过了头，而是西方宪政民主体制本身存在固有的“基因缺陷”。一是经济基础缺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宪政民主的根基或说其“基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而且是无止境的。资本靠什么力量来满足这种贪婪的欲望？靠赖以它形成强固起来又绝对忠于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或国家制度。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这种事实，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国元勋和宪法起草人之一，美国首任财政部长、美国政党制度的创建者)讲得非常明确：社会本身分成多个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为“使少数阶级(富人和出身名门之士)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才设计美国宪法和宪政制度。二是灵魂缺陷：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基础。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基础是近代西方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的融汇。这种政治哲学理论完全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这种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三是体制机制缺陷：多重矛盾纠结中的运行。西方宪政民主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指向和特定内涵的范畴，现已演变为包括“总统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还包括媒体、智库、教育和学术机构等等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其在体制机制运行上的多重矛盾纠结，伴有三个无法摆脱的痼疾。第一，“金钱政治”结构。第二，利润抉择原则。第三，无解的内在矛盾。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政民主的衰落，西方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根源于宪政民主本身的基因痼疾，所以曾经持“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近年来多次哀叹：“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