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5则

    李捷: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

    在红色文化问题上,有两种不自信。一种是误以为文化自信只能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实际上排除了红色文化,也就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红色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另一种是一谈起红色文化就有些不自信,误以为因为红色文化是革命时期诞生的文化,而革命割断了中华历史文化传承,现在我们成为执政党了,要告别革命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按照这两种观点,不仅文化自信建立不起来,还会重蹈“复古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怎样正确认识红色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呢?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革命中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创造。红色文化有丰富多彩的内涵,但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6个关键词:理想信念;奋斗牺牲;创新开路;不畏强敌;团结守纪;万众一心。每一个关键词,仔细研究,都是中华精神、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是革命创造、未来发展的薪火相传,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体现着过去、现实、未来的贯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不能割断历史,同样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红色文化不但使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了时代的生命与活力,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思想文化历史养料,提供着文化支撑。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看待中国近代革命,就必须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全过程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应当说,中国近代革命是一个持续不断、接力发展的过程,必须完整地看,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中国革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其过程的完整性,在世界近代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于外国,但历史证明,中国近代革命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要正确地发挥这种指导作用,生吞活剥、全盘套用、教条主义不行,把它实用化、用实用主义来对待也不行,只有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前提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既然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经过中国近代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两大历史时期,始终没有中断,而且还获得了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生;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弘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获得了当代的新生;那么我们当今所说的文化自信,自然是贯通古今,而绝非专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说,要做到文化自信,既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历史形态的自信,也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当代形态的自信,更要有对自己的优秀文化的未来发展以及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的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唯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健康地持久地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到如下结论:构建文化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红色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来源:《福建日报》2017年5月8日)

    潘维:如何在新的时代“密切联系群众”

    对当前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和国际大环境而言,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领导下,“风景这边独好”。但是,要在未来继续这样的“风景”,还必须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大事办得非常漂亮,一些小事没办好。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我的感受是,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大事办得相当出色。想想过去六七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是为人民办了很多很重要的大事。但是,在某些地区基层和农村,组织群众联系群众的工作似乎不上心或者浮于表面了。截至2016年底,依照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党员近8800万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而在这个庞大人群中,有近8000万是体制外的普通党员,我们是否做到了与他们的深入联系?如果我们与这些普通党员的联系不够深入,那么我们还能依靠谁去深入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是一些地方须把基层再组织起来。今天党和政府办的很多大事也都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一些微观层面,在一些农村、基层,我们还需要更接地气,改善民众的日常生活,维持住居民社区的日常秩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6月30日)

    许海:认清“普世价值”的真实价值取向

    近年来,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在我国思想理论界造成了不小影响。受此影响,有人声称“改革开放成就是学习和实践普世价值的结果”,有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混为一谈,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拒斥普世价值,将失去做人类社会正常成员的资格”。其实,价值无非是利益的意识反映而已,所谓“普世价值”,可以还原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利益。首先,“普世价值”是追逐“普世”经济利益的观念表达。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是资本一以贯之的“普世”追求。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后,更加需要超越国界,建立跨国产业链以获取超额利润,“普世价值”正是这种利益驱动的观念表达。其次,“普世价值”是谋求全球霸权的思想武器。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世界大战谋求实现其称霸目标。现在,一些国家改变方式,推行“全球一体化”,积极“输出民主”,软硬兼施,试图改头换面地达到目的。其中,利用信息传播优势推行“普世价值”,目的是通过成为价值准则的认定者,继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第三,“普世价值”包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企图。“普世价值”论者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旗号,进行循序渐进的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侵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最终收到不战而胜,用西方制度模式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果。对此,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更加明朗。一方面,我们要善于广泛借鉴吸收包括西方文化精华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另一方面,要增强价值自信,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打造和谐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价值”的强大力量。

    (来源:《前线》2017年第6期)

    惠雁冰:英雄经典,民族精神的文化史诗

    对于任何有尊严、有情怀的民族而言,一部英雄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创世史、成长史与心灵史。黑格尔称英雄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博物馆”,各个民族都有深刻的英雄情结,也有呼应不同历史阶段诉求的英雄群像。这一情结贯穿于每个民族衍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过程当中,成为投射各个民族精神向度的辉煌灯塔。令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一股矮化英雄、丑化英雄的思潮开始涌动,借着还原历史、回归现场的名义,对已在民族文化价值谱系中形成稳定内涵、在群众中间具有深远影响的英雄形象,进行毫无道德边界的解构。不管是历史中的真实英雄,还是“红色经典”中塑造的文本英雄,从花木兰到狼牙山五壮士,从董存瑞到邱少云,从《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到《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无不经受着变相的扭曲与无情的嘲弄。这深刻反映出当下学界对历史真实认知的迷惘、对历史过程读解的片面以及对历史英雄评价的失衡。实际上,“红色经典”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现代英雄史诗。从深层而言,这种改写英雄的模式,绝不是为了真正展现英雄本色,更不是单纯还原历史现场,而是要在整体消解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重构一种所谓的“历史真实”。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真实?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首先,“红色经典”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其次,“红色经典”奠立了具有民族历史发展特征的现代英雄史诗。再次,“红色经典”塑造“有生气的个别主体”并展现“别样的诗意”。所以,虚无主义倾向的“质疑”不是历史的态度。由此看来,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既不能丧失基本的审美立场,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也不能丧失基本的叙事原则,把历史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辨析历史主流,反映历史主体力量,揭示历史行进的必然性,才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的根本态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5日)

    阎秋霞:文学批评要跳出“审美至上”陷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价值逐渐被视为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在“西学热”影响下形成的“文本中心论”与“人本中心论”则构成了纯文学批评观的思想资源。一些作家、批评家热衷于纯文学批评观,认为它坚守了文学的纯粹性和审美性,显示了去政治化和去市场化的双重姿态,使研究者远离政治又不迎合世俗,保持了思想的自由与独立。但今天看来,这种颇具理想色彩的批评观削弱了文学批评话语介入现实社会的能力,造成了文学批评乃至文学本身与社会的隔膜,导致文学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失衡,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一方面,极度张扬文本的形式研究;另一方面,拒绝思想评判和道德评价。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人文审美”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现代性文化为表征的“人本审美”。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把引导群体向“善”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后者把“性”、“情”作为艺术审美的根本特质。于是,我们的文学开始热衷于“躲避崇高”“消解意义”“感官体验”等内容,用所谓的美感特征颠覆了理性道德,忽略了审美引人求真向善的功能。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纯文学批评观显示出拒绝思想评判和道德评价的批评立场,导致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其社会评判功能日益软弱无力。当下反思纯文学批评观,需要我们跳出所谓“审美至上”的陷阱,在客观理性分析作品艺术形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作品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内涵,打通文学批评与社会的隔膜,注重作品的道德评价和人文关怀意识,使我们的文学批评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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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张利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