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初心，就是要有效地消除这三大赤字，给沿线国家带来和平、发展和善治。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用精炼概括的语言向外界袒露他对于当今世界面临挑战的认识，也站在人类文明继承与创新的高度上，为如何解决这些挑战指明了方向。为了真正领会习近平主席演讲的核心内容，看清今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所应遵循的道路，我们首先需要对三大赤字做出细致认真的剖析，看清其相互关系和背后的深刻动因，才有可能找到应对问题之策。
一、三大赤字的成因与表现
和平与发展历来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议题，纵观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无不是在为追求更加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更为高效和谐的发展而努力，而在其背后则体现出现代国家的政府治理和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能力的优劣。这三者构成了考察当代社会成熟程度的基本指标体系。不幸的是，当今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时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和平、发展和善治今天仍然属于奢侈品，在这三个方面不断出现的赤字，随时都让我们感受着紧迫的压力。
1.机制缺失与政府缺位催生和平赤字。
“赤字”也叫“缺口”或“入不敷出”，是系统或机构低效、失灵或失败导致损耗超过补充所带来的失衡结果。具体而言，和平赤字就是各种战乱不断，严重冲击着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和平与安定，导致局势动荡、人心惶惶。我们可以看到，霸权国时常打着主持正义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大国对抗引发的地区局势紧张持续；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等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对峙频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肆虐多年，恐怖袭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此起彼伏；围绕着诸如朝鲜核问题之类的地区热点问题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随时可能从冷战转变成热战；非洲地区国家间因为领土资源争端和种族宗教问题而发生的大规模杀戮和人道主义危机总在吸引着人们的关注。总而言之，未发生世界大战的当今世界，依然很不平静。
纵观这些案例，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原因导致和平赤字：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以及对外输出价值观，不断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在真相不明时就发起预防性或惩罚性打击，成为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的主要外在根源。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出于利益或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了与掌握国家机器的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将普通民众和基础设施视为打击目标，试图以发动不对称战争的方式用暴力来迫使对方出让权益。三是国内民主化转型及经济改革的失败，导致政府失灵、地方强权势力崛起或者军人独裁政府夺权，局势的混乱成为引发内战或种族仇杀的诱因，这种内乱还可能延伸到国界以外，成为整个地区的不稳定之源。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的种子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再度萌发。
在这些因素的背后，则是国际政治现实的无奈。即使在进入21世纪后，在利益攸关时人类文明仍会被其自然本能所取代，武力仍是解决争端的终极手段；同时，诸多国际机制和组织对大国的制约作用依然有限，丛林法则依然大行其道；另外，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流通的加快降低了个体参与国内国际事务的局限，单人就可以通过极端行为来完成以往需要多人才能实施的政治目标。因此人类追求和平的夙愿在短期利益的诱惑下仍显脆弱，出现和平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2.两种关系处理失当促成发展赤字。
对于国家来说，发展既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维持其稳定所必不可少的手段。所有国家的国民都会无一例外地追求更安全的生存环境、更完善的政治制度、更高端的生活品质、更优美的自然环境，因此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普遍需求。从理论上说，发展必须解决好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所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多国家要么是无法有效控制从自然界中获取足以满足所有国民需求、同时也不会打破人与自然间平衡的资源的数量，要么是无法保证发展的成果能够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基本公平的分配。发展原本是一种国家本能的需求或者说是国民的基本权利，但诸多原因导致即使在经验如此丰富、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发展仍然出现了赤字。
发展赤字主要表现在质与量两个方面。从量上说就是无法实现生产和财富的足够增长。一方面，一些强国大国大肆榨取其他国家的资源，导致后者始终停滞于供应链的底端，无法通过跨越式发展融入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长期缺乏现代文明思潮的熏陶，缺乏坚定的领导核心，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群体，族群分裂政治动荡，无法发展出有效的社会生产力。在非洲、南亚、中东、加勒比海等地区，很多国家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最后梯队中，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优越的自然条件，但经济长期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始终需要依赖国际社会的救助。
而从质上来看，发展赤字问题更加严重，连发达国家也难以幸免。这首先表现在发展的成果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财富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导致抗议示威层出不穷，社会反倒不如财富分配更为平均的整体贫困时期稳定。其次，发展道路或经济模式中的问题导致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国库亏空、政府预算赤字居高不下、缺乏足够财力改善基础设施或应对突发事件；或是生产模式单一，过分依赖资源出口，一旦世界市场原材料价格下降经济就会受到明显冲击；或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贸出口，内部消费长期不足，导致增长非常脆弱。再次，经济增长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人类的贪婪、短视和低效致使其从自然中的索取超过供应，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这恰恰是一种文明病，在刀耕火种的时代不会发生，正是因为当前人类的能力已进化到具备部分“征服自然”的水平，就从中大肆榨取，并在无穷私利的驱使下变本加厉，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人类也不得不去承担自然报复的恶果。
3.政治能力滞后于社会演进导致治理赤字。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简单来说，治理就是通过管理来调和利益。既然其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治理赤字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
治理赤字的表现及成因并不复杂，无外乎这样几类：第一，民主因素的缺失使政府缺乏代表性，从而导致国内动荡。在第三世界有不少国家是军政府当道或家族统治，他们倾向于使用暴力来维护统治，因而难以进行公平有效的社会治理，且与反对派的冲突往往会超出和平博弈的范畴，导致社会不安定甚至内战频发。第二，政府腐败导致治理低效。腐败问题是多数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在腐败严重的国家各领域的寻租活动普遍存在，社会风气败坏，政府信誉低迷，每个理性个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以打破规则的约束作为成功的标志，此时治理就基本丧失了其原始职能。第三，国内政治博弈导致的低效。西方大国基本都是两党或多党制，都会以党派利益为重，并千方百计阻碍对手达成目标，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持续对抗、国会内部不同党派间互相扯皮、政治极化和民意分裂愈演愈烈，重要立法随政府更迭而推倒重来，党派纷争导致政府动辄关门，惠及民生的项目长期无法落实，这已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国内治理的标志性特征。第四，政府转型失败导致治理失效。一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不成功，原有的独裁体制被打破后，新的民主体制无法迅速建立起来，或者只是简单照搬了西方政体架构，而忽略了当地政治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导致貌合神离，新政府名存实亡，社会一盘散沙，地方强人各霸一方，全国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治理赤字也同样明显。第一，随着新兴国家的不断崛起，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处于解构的过程中，但新的国际秩序又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来，导致国家普遍焦虑，国际秩序混乱。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诸如气候变化、恐怖袭击、难民问题、传染病播散、人口贩运与毒品走私等各类全球性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国际上缺乏有效应对的机制，导致出现全球治理赤字。第三，全球治理理应以联合国为主要舞台来开展工作，但联合国在一些大国操控和牵绊下，已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导致全球治理体系远远落后于需求。
二、三大赤字互为因果紧密相连
在现实中三大赤字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这并不仅仅发生在当代。三者之间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互为因果，共同影响着单一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演变和走向。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是理解和处理三大赤字的基础。
1.科学治理是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根据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即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无法持续。因此，科学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同样取决于治理的水平。如果一个民治政府清廉高效，自然就会凝聚起民心，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如果政府腐败低效，就算原本有很好的基础，也经不起内耗与浪费而最终难逃逐步败落的境地。而善治对和平的促进和保障也是不言而喻的。善治既能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也会推进社会财富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个体的基本权益都能得到满足，还有什么理由和动力去寻求暴力呢？
2.和平是治理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和平并不必然带来发展，但没有和平就一定难以有效发展。战乱国家物资短缺、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哪里还有发展生产的条件和心境？美国经过二战洗礼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只是特例，因为战争从未侵蚀美国本土，它却可以利用外部的广泛需求大发战争财，这显然没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当前那些处于战乱中的国家不仅经济落后，很多连民众最低的生存条件都难以满足，而只能依靠国际救助；它们还有大量难民输出并带来一系列问题，给整个地区的发展都蒙上阴影。同样，和平环境对于治理也至关重要。处于战乱中的国家，或被外敌入侵，或有反政府武装的割据，或是示威游行频发，政府要么已不具备在全部国土上实施有效治理的能力，要么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在维稳上，其往往倾向于集权或被迫采用战时模式，这种治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善治。
3.社会发展是治理与和平的基础和保障。
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完善的根基，发展可以为社会提供充裕的物质资源，保证民众不会生活在匮乏中，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发展还意味着社会的不断成熟及社会关系的逐步协调，实际上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发展来得到解决或缓解，一旦蛋糕做大，怎么分总比无蛋糕可分来得容易，仓廪实而知礼节，国家富足了，国民自然厌恶内乱。此外，发展也为善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物质的丰富极大扩充了施政者的治理选项，使其有能力按照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政策规划；同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有助于协调施政者与民众间的关系，推动政府治理产生预期效果。
4.和平、发展与善治三者之间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当前促进社会进步的三大主题。
和平、发展与善治三者虽然都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但如果缺少了其他因素的支持，每个因素的作用都会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如果有所追求就必须三管齐下。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价值早已人所共知，近年来人们对治理的重视也在不断提升，并逐步意识到消除治理赤字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一条捷径，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的消除极大地依赖于治理赤字的消除。因此，在继续强调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治理的关注。
三、三大赤字是大国强行推进霸权的结果
和平、发展与治理虽然是各国自己的事情，但却受到国际因素的深刻影响，在一个各种联系愈发密切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几乎所有遭受三大赤字侵扰的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外部烙印。
帝国主义的扩张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过深深的伤害：第一，原宗主国随意划出的边界给当事国之间留下了诸多的争议，不同族群被人为糅合到一个国家内，而同一族群则可能被强行分离，这就为随后的冲突播下了种子；如果划界划分涉及资源问题就更复杂，当前很多战争与冲突都与此密切相关。第二，殖民时期的宗主国只对殖民地进行榨取，没有兴趣帮助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机构，导致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官僚体制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独裁腐败盛行，政府能力低下。第三，殖民国家为了节约治理成本，往往会采用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的原则，还在不同民族间建立了上下隶属关系，这就人为加剧了国内不同阶层和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殖民国家还可能扶持一些地方宗族势力为己所用，成为地方强人政治的缔造者，这些都会对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和平、发展与治理构成严重威胁。
一些大国为推行霸权，动辄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将自身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引发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首先，对外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会引发地区局势的动荡，当前在叙利亚问题、朝鲜问题上都出现这样的局面。其次，霸权国的政治宣示和舆论引导也是诱发地区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在当前海湾国家间愈演愈烈的断交风波中，大国就发挥了导火索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之争中也时常可见域外大国的身影。再次，霸权国对外输出民主或以武力介入后即迅速抽身，一方面导致转型国家因为条件不成熟而陷入经济萧条甚至内乱中，另一方面这种“半吊子”干涉导致一些国家如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政府机构无法实现有效续接，地方武装四起，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第四，霸权国家还以经济制裁为手段来达成政治目的，给一些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伊朗、古巴等国都深受其害。
四、中国方案为化解三大赤字提供契机
总的来说，因为世界失序所以战乱频繁，因为战乱所以贫困，因为战乱和贫困所以社会失序。三者的互动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就必须彻底转变旧有国际秩序，加强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立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国各领域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共享繁荣，从根本上铲除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产生的根源。
第一，以友好合作来消融和平赤字。中国历来倡导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反对霸权主义对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的干涉，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和平倡议，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会强加于人，不会建立军事同盟，而是要与各国互联互通，建设和谐共存的国际大家庭，以此来消融和平赤字。
第二，以互利共赢来削减发展赤字。中国历来支持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积极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对贫困国家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一带一路”倡议将以多种形式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中国已承诺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以实际行动来促进世界的发展。
第三，以推进新型全球治理机制来为消除治理赤字开辟新路。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市场的开放性和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加快亚投行的运转，推进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等新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在未来5年内将安排2500人次的外国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将为建立更为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人才培养、提升全球治理的效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狄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