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英：中国为何有坚定的制度自信
中国能够保持近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根源。其中，确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前，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却对成就背后的制度因素不理解或不认同，有的甚至指责、歪曲中国制度。这不仅因为他们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存在不足，更因为他们固守所谓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制度。中国制度的优势已被实践和时间所证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放眼全球，中国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足以证明中国制度的合理性、稳定性与优越性。这样一套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增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一是中国制度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历史命运和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制度。可以说，中国制度既遵循普遍规律又不墨守成规，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反对照抄照搬，既吸收别人好的东西又保持自己好的东西，从而在文化独立性与开放性的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二是中国制度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近4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逐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逐步完善以这些基本制度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体制机制；还有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干部任期制、党内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党内制度。这些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协同，形成一整套科学系统的制度体系。三是以中国制度为根本保障，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制度已经完美无缺，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坚定制度自信与不断完善和发展制度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又坚持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使中国制度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有效的机制，能够更加顺畅地运行，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1日）
郭凤海：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人民情怀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了什么？其价值指向和根本宗旨怎样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唯物史观关于政党与群众、政党实践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相互关系，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从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观、群众观的高度给予明确回答。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的基本价值指向，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担起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价值指向，体现在经济价值上，是实现各个建设领域的全面现代化；体现在政治和社会价值上，是实现社会公正，既有活力，又有秩序；体现在民生价值上，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我们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不同侧面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是在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执政党实践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治国理政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造福人民、增进人民福祉是党的根本立场和情怀。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根本立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民心”、民众“获得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理念。揭示了党和国家整体事业发展与人民实现自身价值相辅相成、相互依托、互为归属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唯物史观党群关系、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观、群众观的时代真谛。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7 年第4期）
余谓之：不断增强党的威信
执政党的威信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大大增强。新形势下，需要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党的威信。一是靠核心引领增强威信。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我们党的郑重选择、人民的郑重选择，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新局、谱新篇，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极大增强了党的威信。我们必须把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作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和首要的纪律，使维护核心成为思想自觉和实际行动，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威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二是靠理论创新增强威信。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三是靠从严管理增强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从严教育和管理党员、干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点，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约束同向加强、文化涵养和党性锤炼同步推进、严明纪律和严惩腐败同时发力，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党的威信。四是靠担当实干增强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要通过担当实干增强党的威信，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0月9日）
贾晋京：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也就是“印钞”。然而，“印钞”的后果就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规模的飞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信用社会体系愈发不可维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此就要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也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实际上，定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性质，拥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就可以确保发展过程从生产开始，而非从先谈妥分利方案开始。由此，中国社会也就不会陷入西方那样的分利怪圈中去。在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不断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连贯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社会有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当今世界，各类物质文明水平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高，这就需要更复杂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调动社会资本服务于生产的能力。只有像中国这样“先发展，后共享”的体制，才不会在日益复杂的生产链面前迷失，从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8日）
杨光斌：控枪难背后的美国“政治衰朽”
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再次使美国的控枪难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枪击案频发跟不能有效控枪直接相关。一些以浪漫化视角看待美国的人认为，老百姓作恶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作恶。言外之意，美国政府是好的，作恶者在民间。这种认识与其说是“启蒙”的，不如说是被“蒙蔽”的。他们应该明白，枪支泛滥之恶不但是民间之恶，更是国家之恶、政府之恶。一个国家政权不能保证百姓生命安全而使后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恶政”吗？如果政府为了保护百姓想修宪却做不到，则意味着政府已陷于一种恶政之网，只能看着恶政恶性循环。这种恶政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那些封建制因素。在器物层面，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法律性的制度层面，美国却还带着无法抹去的封建制痕迹;在精神层面，美国到处挥舞的“普世价值”意味着它依然奉行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答案应该是一个十足的矛盾混合体。当曾被视为优越的制度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前进的枷锁时，这种制度就意味着“政治衰朽”。“政治衰朽”曾是50年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为形容发展中国家政治而创造的名词，如今却被其学生弗朗西斯·福山用来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断言美国已处于“政治衰朽”之中，因为美国已经成为“否决型政体”，难以有所作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它难以“变法”控枪而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