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各种失序和失范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常态”。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月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提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从历史和现实两大维度阐述了他对自己所提出问题的思考：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从现实维度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针对上述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发展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今世界的发展赤字问题，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所形成的发展赤字问题，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发展赤字问题，以及人类社会无序无度发展与自然资源有效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发展赤字问题。
化解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所形成的发展赤字
今天的人类社会创造与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和物质条件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地区内部、还存在于国家与地区之间，并且发展失衡所产生的贫富悬殊还在日益扩大，构成发展赤字挑战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今天，世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导致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趋于衰落，以美国为首的占据世界“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在迅速减少，全球经济力量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将持续，发达经济体内部的两极分化在不断恶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赤字”，即资金匮乏、社会经济各领域投资（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内资本总投资等）严重不足的问题；许多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因政府组织无力和社会失序已经沦为“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甚至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
事实证明，当前失衡的国际经济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以邻为壑”的发展理念难以产生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难以推动普惠平衡的发展与弥合国家之间贫富差距鸿沟，难以恢复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稳定与公正，更难以实现人类的团结与合作。因此，全球发展失衡形成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和经济全球化内在动力增长并存的格局，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充满了矛盾甚至反复，失序、失范与日益激烈的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等，给化解发展赤字所需的世界和平与有效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上述挑战与困难既有可能使世界陷入动荡，也为建设一个更平等、更合理与更多元的世界秩序提供契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与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大变动的时代要求相结合，为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从被动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变为开始主动地进行布局。这种主动布局既不会重复地缘政治博弈的老套路，也不会一味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要做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通过“一带一路”等开创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一种进步的力量，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再平衡，进而在更合理、包容和平等的发展中实现对发展赤字的化解。
数千年来，不同人类文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等所构成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所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旨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构建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平等世界秩序：这种“平等”不是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平等；不仅是形式上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也不仅是简单的分配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发展机会与发展权利的平等——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理解平等、解释平等和实现平等，这是消除发展赤字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中国为推动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挑战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化解社会内部贫富分化产生的发展赤字
发展是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种改善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是以人为主体、以人的福祉为出发点的。人类社会所能自行支配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必须服务于包含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长期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短期利益。
但是，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都存在利益受损者，并且受损者往往是那些无力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普通民众，例如缺乏技术的蓝领工人。因此，不仅体现为全球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南北差距和地区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即发展空间的不平衡；而且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严重，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更远高于劳动收入增长率，体现为个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这种社会内部个人财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导致的两极分化加剧，构成了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发展赤字挑战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具体而言，在全球70亿人口中，约有30亿人每天的生活开支还不到2美元,其中13亿人被认为是赤贫者，他们每天的收入仅相当于1美元；世界上最富有的前1%的群体拥有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前10%的群体拥有世界上85%左右的财富；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人的技术和能力等条件，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人均财富差距达到330多倍；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劳动和资本的不平衡结构在产业空心化和新技术的双重冲击下日益恶化，以英国“脱欧”和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分化乃至撕裂在加剧等……已经彰显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给世界政治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导致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也导致世界经济迟迟难以实质性复苏。
要通过发展来化解这一赤字，就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即“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
为此，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过程中，要“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处理劳动和资本关系过程中，要“倡导勤劳俭朴、努力奋进的社会风气，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过程中，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也就是说，要让不同社会成员都能够参与到“共商共建共享”式发展之中，不被强权逻辑和经济利益所囿，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球大多数民众。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源自于中国经验，“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发展理念也在2017年6月得到国际社会的明确认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该决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确认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重大贡献，呼吁各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人民中寻找发展动力，依靠人民推动发展，使发展造福人民”。
化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矛盾导致的发展赤字
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发展历程，全球工业化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等，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挖掘与使用，对环境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滋养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经济全球化带动满足个人欲望的各种消费日益膨胀。有限的地球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无力支撑无限制的生产和消费，气候全球性变化和土壤受杀虫剂、化肥等污染，以及水资源污染等情况凸显了这一不可持续性，形成了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赤字挑战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人类需求的无限制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客观上要求人类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实现发展观从“为了发展而发展”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必须处理好“无限扩张的生产”“无度刺激的消费”与“有限储藏的资源”三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须处理好当前经济发展目标与未来经济增长潜能、当下人民福祉与造福子孙后代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要从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两个维度来化解发展赤字问题。
绿色发展观所带来的发展理念革命，是在总结数千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发展理念和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为寻求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之路而提出的。该发展观要求有放眼全局和造福人类未来的使命感，要求保护好生态环境，逐渐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质量，转向以满足未来需要为前提对当前自然资源进行有效与合理使用，对能源进行可再生利用，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融合与有机运行。
绿色发展观突破了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二元对立关系的陈旧框架，而是强调 “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保护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强化保护。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在于探索在社会、经济和自然等方面都得到持续发展的方式，既能获得保持其赖以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供给，又能避免潜在的环境公害；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又要保护“青山绿水”、将美好的环境视为可贵的财富和重要的民生问题、将有限的能源和资源视为人类最好的储蓄。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仅都享有发展权利，而且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化解发展赤字，应当从形成当前世界发展赤字的原因去进行反思；化解发展赤字，要求各国、各地区和个人都应当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以损害其他国家、地区和个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为了化解发展赤字，应当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式发展，释放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潜能和加强发展大联动，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大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可持续绿色发展。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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