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扮演着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如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热点话题。针对这一话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有些人只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用西方理论来“尺度”中国经济，把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归因于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指导的结果，甚至说改革开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思想地位。很明显，这种见解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特点，简单地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标杆，是犯了“教条主义”、食洋不化的毛病。客观科学地回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理论根源，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思想理论原因。
一、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论根源归结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由改革开放驱动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本上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脱离中国经济实际、脱离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地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的现实；面对高度集中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和实践模式不断突破，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容，为中国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驱动力量。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演进的特殊进程，对现实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作出的科学判断，明确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规定性的认识上，摒弃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思维取向，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充分调动社会成员主动积极创业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大众创业”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局面；对于社会再生产运行机制，明确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特别是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针，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在收入分配关系中，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型分配制度，有助于更好地调动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以主动开放的姿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善于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所用；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特点，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等。正是基于上述多个主要方面的实践发展，经济理论不断创新，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革深化，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体民众的劳动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汇聚起了推动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磅礴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客观地说，西方国家的生产技术以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西方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和经验，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是，如果把这些实践以及理论简单地在我国复制，则是十分肤浅的。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正是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积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创新的丰富案例和理论元素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丰富实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围绕政府与企业、宏观与微观、中央与地方、计划（政府）与市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等几组关系展开，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企业到面上推开、从生产领域到流通服务领域、从经济体制侧面到经济体制系统配套、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全面深化改革，渐次展开，有序推进，展开了一幅波浪壮阔的图景。
回溯近4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在我们党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积累起许许多多成功的案例，这些案例所蕴含的经验是经济理论创新的宝贵“财富”，是构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元素。我们正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机会、从中国国情出发，开拓了诸多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实践做法。比如，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中的经济责任制和经营机制转换、承包制、股份制改造；职工就业形式的合同制、“下岗”分流、妥善安置，有效应对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分税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开发和“土地红利”的释放；体制转轨进程中的“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增量改革”推进；区域改革推进中的特区体制、开发区体制，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动开放、主动选择国外合作伙伴，扩大对外贸易、开放投资，到21世纪初加入WTO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等等。在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选择和推进中，充分兼顾历史因素、观念文化因素，对经济体制惯性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加以妥善解决，减轻体制改革可能产生的“阵痛”，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受益。
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如此巨大、复杂的政策实践和探索，这些丰富的实践积累，经过多个阶段性总结，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所宣示的理论突破为标志，给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注入新的中国元素，也为人类文明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正是如此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迫切需要符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指导去解决。例如，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理解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文化底蕴，使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形成自觉的规则意识和自律能力，促进“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制度文化的健康发展。并在理论上加以再总结、提炼和升华，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上进行概括。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丰富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三、抓住经济理论发展的大好机遇，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发展，经济思想史学家普遍将这种理论的演进概括为两个轨道分化，即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后者经过了多阶段演化，在1890年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这就是英国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工关系深化、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走向成熟，决定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逐渐得到厘清，历史的、传统的、政治的、社会伦理的因素得到梳理并逐渐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马歇尔所建构的经济分析主要围绕微观的厂商行为展开。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则导致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其重点围绕宏观总量经济平衡关系叙述经济学原理。此后，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将马歇尔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内容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分析研究内容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并巧妙地冠以一个全新学术名称——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围绕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分析理论更加注重拟合描述实际经济运行，因而对现实经济运行有更加直白的解读能力。但是，其朝着追求数理表现的学术范式演变，以至于将再生产活动的主体，简单地归结为线性的单一取向的“经济人”，使经济学排斥了人文理性关怀，也就落入了纯粹“工具理性”的分析俗臼。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首先是从当时的苏联传过来的。斯大林主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引进，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带来“第一印象”和“初始分析框架范式”。传统社会主义实践阶段，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免也受到“左”的倾向的裹挟影响，形成某些僵化的认识教条和思想禁锢。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许多既有的教条已经被破除。但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认真总结既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活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理论资源，正是当下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光荣的工作使命和时代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面对总结运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工作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数次谈到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足中国实践，努力将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说，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他还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的着力点和着重点，这就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扎根中国土壤，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发现典型案例，挖掘理论元素，总结实践经验，提炼概念范畴，实现理论体系创新。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正逢其时。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需要“给世界一个解释”，需要加以总结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为了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好，为了更好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新发展理念，我们也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总结提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提高我们自觉发现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力，从而指导我们能够顺利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以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与其他不同的经济理论比较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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