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历史方位的新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发展、持续前进、步步登高的过程。由于社会条件、面临的矛盾问题、所确定的目标任务等的变化，必然形成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四十年，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都发生了新变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一个变化，两个没有改变”，那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实际，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是根据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作出的新判断、进行的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首先，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其次，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许多方面在世界上从跟跑变成并跑，并且逐渐变成领跑，我们在许多科技领域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社会生产已经不再落后，目前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0月27日）
李洪峰：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成就，就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这一重大理论成就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历史担当，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攻坚克难，全面开创新局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因为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坚强领导，是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1日）
张家栋：制度优势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总体来看，中国的政治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稳定性。政治稳定性包括政治文化稳定性和政治制度稳定性。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看，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可能不是最早的，但却是少有历经几千年而不朽的文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既保障了中国政治制度走在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大方向上，又节约了政治成本，符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先进性，时刻以先锋队的带头作用与领导作用体现出来。这样才能保障中国的经济发展，超越落后生产力所形成的落后思想，实现超前发展、跳跃式发展。二是政策连续性。改革开放以来，已历经近40年时间，中国始终坚持一个确定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这种政策连续性并不是简单地墨守成规，每一任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和应对。这才保障了改革开放的大局，也才开创了中国繁荣富强的新局面。三是行政效率高。行政效率高是我国区别于很多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行政效率高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组织优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当今中国发展的关键，在政治和行政两个方面都如此。它是我国中央与地方、不同部门之间协调与集中的最好、也是最高效的机制。二为中国几千年的治理传统。我国历届领导集体都非常注重古代治理经验，并升华成自己的治理理论和实践。四是开放心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具有极高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开放的党，对一切有益的思想和知识都持开放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都持开放的态度，在全世界寻找解决方案并进行改造与创新。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0月20日）
蔡志强：政党自信成就中国道路
政党自信体现为党的自我革命的能力。这是许多政党苦苦追求却难以拥有的宝贵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这种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自我革命精神是一种强大的自信力和创造力，既体现为敢于和善于超越已有的领导模式和管理方式，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整体规划实力、持续发展动力和现代治理能力；也体现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任何政党在自身发展和执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如履如临的赶考思想、破解“兴亡周期律”的政治定力使党对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既善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也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革除弊端和痼疾，在解决问题中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党通过创造性实践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长远目标和中短期任务有机统一，化解长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既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在推动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完善了党领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治理形态和创新模式，拥有了政党自信，提升了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夯实了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群众基础、领导基础和制度保障。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10期）
苏长和：将“中国特殊”转化为“世界一般”
理解、研究、传播中国制度体系知识，不是要否定别人探索的政治知识，也不是要对外搞制度输出，而是要建立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认识，确立我们制度体系在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独特地位。就政治学知识国际对话而言，中国学界当尊重别国基于自身历史和国情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不能形成某些国家那样的学术风气，动辄以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标准来否定别国政治。但中国制度体系内在的中国政治学知识，又并非只是特殊。在不裁减或硬套别人的前提下，用源自中国制度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去理解别国和世界政治发展，就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从特殊走向一般的转化过程。现在的国际知识生产格局正发生变动，出现转移尤其是东移的趋势。社会科学中过去引进来的很多被认为是主流的理论，现在不再是主流了。在对人类新政治文明和制度方案的探索上，中外知识界实际上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在这种背景下，对于目前国内“双一流”建设中的学科建设，具体到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而言，哪个学科最先能将中国政治发展、制度体系、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实践经验予以理论化、体系化，并在国际上将“中国特殊”转化为“世界一般”，它就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学科。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