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和理解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重大新判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的。但是因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后来对这个正确的判断没有坚持下来，偏离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面。党的十二大以后，这个表述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如果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算起，至今已有61年；如果从1981年作出历史决议算起，至今也有36年了。这几十年间，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生产和人民需要两个方面来看，这个表述都不适应了。用“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覆盖地域上的不同发展水平。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等大幅提升，进入世界前列。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民需要上看，“物质文化需要”的表述也已经涵盖不了人民的需要。当前，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不同群体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的。除了物质的、文化的需要以外，还有政治方面的需要，比如公平、正义、法治的需要；还有生态方面的需要，比如对改善空气质量、土壤污染、水源污染、食品不安全状况的需要，等等。我国社会发展现在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域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同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认识和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要把握好“两个充分认识”。一是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全局性的、历史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二是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我们在认识和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时，只有抓住了上述“两个充分认识”，把握住“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和统一性，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11月13日）
甄占民：“四新”彰显党的十九大思想灵魂和精髓要义
党的十九大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硕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实践要求和人民期待，在治国理政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实现重大突破，在系统谋划党和国家未来发展中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里面，带有思想灵魂和精髓要义性质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新指南、新战略、新作为这“四新”上。一是进入新时代：标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目的是要找准分析和观察问题的基点，找准推进和做好各方面工作的重点，把握好主攻方向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谱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与此相联系，党的十九大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二是确立新指南：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形成的。三是实施新战略：制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十九大围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使命，以系统、前瞻和发展的眼光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完整勾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四是展现新作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宏伟蓝图顺利实现。进入新时代、遵循新指南、实施新战略，最终要落到新作为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的劲头，既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要求，又是落实大会制定的宏伟蓝图的可靠保证。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8日）
何自力：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深刻认识其新特征，对于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上世纪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随着工业化进程完成，西方国家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工业资本收益率下降，固定资本投资规模不断萎缩。传统制造业面临发展瓶颈，钢铁、造船、纺织等传统产业衰退。另一方面，西方各国政府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工具不断创新，推动脱实向虚倾向出现且愈演愈烈。同时，大企业将大量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速国内产业空心化。且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西方国家放弃凯恩斯主义，对内削弱政府干预，对外实施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于这些，西方各国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遂使状况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持续停滞的状态，表现为以下五点：其一，经济增速低迷。其二，失业率高企。其三，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加剧。其四，政府债台高筑。其五，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失灵。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1月1日）
蔡万焕 王生升：资本话语权——利用新自由主义赋予资本以自由
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标榜个人自由，以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最有效的。然而其宣扬的自由确是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自由，对于雇佣劳动、生产力落后国家而言，他们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可以说，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不仅充斥着经济领域，而且资本的话语权会扩展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就是赋予资本以自由，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强化资本的话语权。一是将资本的自由泛化描述为个人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设想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经济行为简化为自由市场交易，同时将市场交易视作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方法论的核心，就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说，该假说规定个人行为只包含两重抽象属性，即“自利动机”和“理性权衡”。也就是说，市场交易行为模式是“经济人”最合理的现实选择。因此，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在工会力量削弱、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去监管化方面对资本而言的确是自由化的过程，但对工人而言实际上缺失的恰恰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二是将资本的利益抽象描述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经营的公共事业项目和国有企业不仅是低效的，而且与市场抢占了大量经济资源，最后的好处只被少数人攫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将国有企业股权出售给私人资本，似乎私人资本代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而与政府经营的项目相对立。三是忽视政府的阶级本质，片面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当我们讨论政府职能时，不能忽视其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本质。“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视政府的本质；但在实践中却坚决捍卫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市场原则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无一不为剥削工人从而使资本获利提供条件，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实现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
李海东：共识降低正在动摇美国社会根基
从“通俄门”暴露出的美国政治恶斗，到夏洛茨维尔市种族冲突、拉斯维加斯和得州的枪击案等显示出的美国社会族裔、阶级等矛盾的激化，美国社会有点乱。美国人的思想在变得混乱。首先，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在降低。联邦政府本身应对国内外严重危机迟缓乏力，对州利益要么忽视要么损害的现象在累积。在气候变化、医保、控枪等诸多重大议题上，各州实际上各行其是，联邦政府本身脆弱和功能紊乱，严重损害州利益，甚至有些州的政客喊出了脱离联邦的声音。因此，美国国内当前普遍出现对其国父群体的道德谴责，继而疏离其建国理念的现象愈来愈多，独立宣言、联邦宪法等奠定该国秩序的基石性文件因与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者奴隶主身份的联系而被认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也在日渐增多。缺乏对国父群体的应有尊重与对现有联邦体制失望情绪的累积，导致美国民众国家认同意识的渐趋迷失。其次，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意识在降低。传统上说，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不是基于种族、宗教、习俗，“美国人”身份认同标准的关键，是看是不是合格的“洛克人”。“洛克人”指的是信奉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人，这些主张是美国政治的指导理念。“洛克人”这一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根本标准已经被相当多的民众所漠视，他们更多是以族裔、性别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更加剧了塑造一个强有力国家认同的难度。第三，美国政策精英群体构建的“美国叙事”可信度在降低。该群体坚信美国是“山巅之城”，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仅优越，而且普世适用，其意识形态全球化扩散是美国天然的“使命”。不过，冷战后近30年美国内政外交实践带来的现实是：美国自身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层面全方位的深刻撕裂，以及世界因美国强力卷入而爆发的冲突性事件在增多。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