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 ：坚定文化自信的本质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把文化与意识形态加以割裂，试图通过非意识形态化颠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直是我们面对的严峻挑战，而借口繁荣文化、活跃学术而模糊、躲避挑战则是思想领域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极其鲜明地阐明了坚定文化自信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一致性，表明了高度的理论彻底和理论自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领会。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从两个方面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一是渗透其中的世界观、历史观，决定了文化的社会效果和历史作用。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价值无涉”，其价值偏好决定了其为什么人、服务于谁，从而也决定了其发展前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宣扬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必然迷恋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必然抗拒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自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二是贯穿其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文化塑造人、引领人的导向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就是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及人类文明的进步相一致，最终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人”的任务，需要认真落实。西方意识形态把自利的市民社会的个人视为“原人”，并借此否定共产主义的人性依据，需要认真应对。就当前来说，就是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要紧紧抓住三个问题深入推进理论武装：一是“新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二是新的时代课题，即必须深入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题。三是新的思想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徐显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文明，应把依法执政的基本执政方式与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与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立法和法律实施与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文明，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法治实践基础上的法治理论创新，深刻回答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形成系统认识。这表明，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文明，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相适应，总结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高级形态的法治，实现这种法治的过程，就是我国文化实力和制度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强国的过程，也是中华法治文明不断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过程。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7日）
顾培东：世界法治模式不会定于一尊
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同样道理，法治模式也不能而且不会定于一尊。在人类法治实践中，找不到两种完全相同的法治模式。法治形态的多样性是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实。根据这一原理，不能把某种特定的法治实践方式当作法治的唯一模式，并将其作为评判不同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依据。但现实中，有人片面推崇西方国家法治模式；也有人把西方国家较发达的经济水平、物质条件直接归因于某种法治模式，而忽视发展条件、历史传承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人把特定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法治捆绑在一起，认为实行法治必须连同这些制度一起从国外移植，如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等。对这些错误观念，我们应有正确认识，进而把握当代中国法治的特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世界范围看，法治运行有一定规律。法律由确定的国家机关制定和实施，国家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社会运行过程由法律加以调节，有独立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平等适用法律，认同法律权威。然而，这些规律在不同国家必然呈现不同的状态。应当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处境，从国家稳定发展和有效治理的需要出发，对法治这一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独特理解、探索与实践。从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历史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一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执政党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避免了很多国家在法治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代价。二是在发展中大国的环境和条件下，中国人民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法治道路，较为成功地处理了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推行法治之间的关系。三是在不改变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法治，保证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根据国情和实践不断发展完善，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吴波：对“太平绅士”须加强问责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江西省对拟提任地厅级的28名干部进行了任前公示，其中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两名干部，因受到方志敏烈士长孙方华清的质疑，拟任新职一事被暂时搁置。首先，这一事例说明，党的理论和历史传播工作尚有不少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开拓空间。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多元并存的必然反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然包括不忘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一切的先辈英烈。守护好他们的荣誉不容玷污，是后来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一些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对公然诋毁攻击革命英烈的言行漠然无为，缺乏政治担当，就根本原因而言，是政治意识的淡化和事业心的淡薄所致。就直接原因而言，则是因为价值观、政绩观的严重偏差。对于新时代如何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伟大工程，这一事例无疑也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长期以来，在优秀或合格干部与违纪违法干部之间，一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不少官员位于其中。缺乏政治担当的背后，是有的官员专注人脉却不干实事，有的擅长制造政绩，掩盖问题的能力出类拔萃，还有的爱惜羽毛、乐享“太平”。上述情形说明，干部使用的逆向淘汰风气虽然在不断消解但依然存在，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去政治化”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屡屡得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个民族的复兴，既有物质富足的表达，也有精神丰富的显示。比较而言，后者的意义更为根本。对于一个距离复兴目标越来越近的民族来说，政治意识绝不能与民族复兴的前景背道而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努力是一次“再政治化”的探索，其中自然应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监督评价机制的完善。只有不断增强监督的地位和分量，才能逐渐清除官场中模糊不清的地带，党的纯洁性修复也才能变得更有力。
（来源：《环球时报 》2017年12月15日）
[美]约瑟菲娜·休特林：西方寡头借掌控媒体上位
美国野兽日报网站12月12日发表题为《寡头是如何接管世界的》的文章称，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寡头们正在获得胜利。一是亿万富豪在多国当政。在首次竞选公职的几个月之前，捷克第二大富豪安德烈·巴比什来到捷克最有影响力的日报报社，试图让该报记者相信，他不会将自己一天前刚刚收购的这份报纸用于政治目的。他对记者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当然，巴比什没有信守诺言。四年后，《今日青年阵线报》从一份曾经敢把总理拉下马的报纸，变成了人们所说的“没有任何调查报道的空壳”。看到了吧，亿万富豪（或自称亿万富豪者）的政治抱负和政治事业扶摇直上的情况不仅限于美国。从罗马到第比利斯，从布达佩斯到基辅和莫斯科，亿万富豪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欧洲许多地方的政治主角。二是建媒体帝国控制言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共同点是，打造了——或收购了——一个支持亿万富豪的媒体帝国。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的同伙收购了一大批媒体。依靠私营电视网络发家的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重新出任要职，以便对明年意大利的全国大选施加影响。在美国，梅雷迪思公司收购了摇摇欲坠的时代出版公司，并可能会出售《时代》周刊的部分股份给支持特朗普的《国民问询》周刊老板。此外，美国支持特朗普的极端保守派广播公司——辛克莱广播集团，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电视台集团。
（来源：《参考消息》2017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