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汉宁：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新高度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改革开放看成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一种社会制度难以容纳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要通过革命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但仍然要通过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释放出来，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运用与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新论断，进一步说明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的针对性不仅仅是旧体制；不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不仅仅是与国际接轨；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特定范围。而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主动作为，需要涉及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肯定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但又是全面的、关联的、系统的；改革开放有时会收到吹糠见米的效果，有时要打破利益藩篱，闯难关、过险滩；改革开放需要试点和探索，同时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科学论证。当然无论怎么改，坚持党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不能变，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变。
（来源：《学习时报》2018年1月24日）
杨光斌：应重视“意识形态权力”
就世界政治而言，世界政治其实是一种文化政治，尤其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变成了“观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霸权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多国家因此被颠覆，从而更彰显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之魂。意识形态权力曾经是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传和组织被称为中共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事实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哲学观、历史观、政体论、战略学等一整套深入人心的思想体系，其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极大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一个世纪“挨打”的历史，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已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脱贫的人权事业上，乃至在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工业体系和为世界生产主要是中下阶层所需要的用品上。也就是说，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远远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因其政治制度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而“挨骂”。问题是，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普世价值俱乐部”一员，它们的治理变得更好了吗？如果中国也加入到这个俱乐部，中国的治理会更好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治理上的优势是如此明显，是如此多“普世价值俱乐部”成员的模仿对象，可“普世价值论”硬是要否定中国的实践，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精神的世界”？话语权的短缺是综合性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就在那儿，很多学者还没有从“注经运动”中走出来，而且把“洋经”视为“天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只能以时间换空间。话语权是一项“世代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来自体制性的，即市场经济导致的思想传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而这种现状又不是几个政策文件所能改变的。尽管来自内在体制性张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只能有赖于那些真正诠释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即“中国学术”“中国话语”，最终成为主流思想，而且成为一种政治共识时，这样的意识形态权力才能匹配中国的地位，才能让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更均衡。
（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1月15日）
王炳权：政治虚无主义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虚无主义者恰恰把政治变成了个人争权夺利的政治。一是虚无信仰，理想信念动摇，政治定力失控。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甚至揶揄共产主义信仰，嘲笑党的政治路线和规章制度。有的深受迷信思想影响，热衷于烧香拜佛、算命占卜；有的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羡慕国外的“蓝天”“空气”；有的贪图物质享受，放任欲望膨胀。理想信念动摇，则政治定力一定不足，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缺失，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匮乏，甚至“淡化、虚化、神化”理想信念，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立场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观点不鲜明。二是虚无人民，宗旨意识淡薄，政治立场失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念、群众意识不够牢固，口头喊着“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却以自己为中心，人民被“虚无”，被“靠边站”。缺乏群众观念、群众意识，则把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了“蛙水关系”，需要时跳进去，不需要时就跳出来。宗旨意识淡薄，则政治立场一定不坚定，在风浪来临时，随风摇摆，两边倒，大搞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三是虚无党性，党员意识弱化，政治规矩失序。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组织缺乏信任感和归属感，党员意识趋于弱化，不愿意亮明党员身份。对党性的“虚无”，则或者缺乏党员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党不言党、在党不忧党；或者不想自己能为党组织做什么，只想入党后有什么好处。党员意识弱化，则一定不尊政治规矩，不守政治纪律，有时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四。还有的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自认为说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一些违反政治纪律的事无关紧要，知行不一当“两面人”。
（来源：《前线》2018年第1期）
支振锋：法律与道德，应有各自的坚守
一般而言，法律是底线的道德，在大多数时候，它们是针对普罗大众所作出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令人侧目的失德败德行为，并不一定会违反法律并受到处置；也可能会有一些在道德上值得推崇的行为，未必能够得到法律的特别优待。这是因为那些达不到违法犯罪程度的失德败德行为，对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的侵犯一般并不严重，也不一定会导致具体的物质损失或人身伤害，损害后果往往是难以客观量化的社会道德感，法律也的确很难对这些行为作出硬性的处罚规定。而某些道德上值得推崇的行为是否应予特别支持，法律也经常顾及不到。有时候，公众难免会失望。但我们也必须同时认识到，法律这样的处理方式，既是一种无奈，也有其道理。因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本来就是法律上极富争议的地方，对语意模糊的“社会公众”及其难以客观量化的社会道德感的侵犯就更难讲清楚了。法律对这种情况的“宽容”，体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严肃和审慎，是一种惩罚与行为相适应的重要理念。法律当然要惩恶扬善，但它决不是情感宣泄的工具。只有惩罚规定清楚、程序正当，才能确保法律是我们的守护者，而不会沦为操之于情绪的喜怒无常的暴君。更何况，中国法律强调的是惩罚改造相结合，而非一棍子打死。法律与道德的完全匹配，始终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但很难臻至的理想。在法律作出惩罚之后，道德虽然可以继续谴责，但“治病救人”或许更加重要，除非面对的是秦桧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
（来源：《环球时报》2018年1月23日）
张蕴岭：中美政府公信力为何有这么大差距
2018年度“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日前发布，这份报告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满一年，美国民众对美国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任度为33%，大幅下滑了14个百分点。而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均位居首位，其中普通民众对中国政府信任度达到84%，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达89%。如何看待中美之间在政府公信力上出现的巨大反差？政府公信力更多地表现为本国民众对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成效的认可度。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度低，主要基于三个因素：首先，对经济状况不满的累积，比如，美国财富分配两极化加剧，中产阶级整体下滑，特朗普的减税被认为是首先有利于富人等等；第二，对领导人的信心不足，特朗普“我行我素”，上台执政满一年，政府内很多重要岗位仍然空缺，不少政策反复多变，再加上特朗普与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对立，让美国民众有一种不确定感；第三，党派之争带来的影响。共和党与民主党势不两立，党派斗争加剧，都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打上问号。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为什么一直比较高？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转型，按说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L型，转型难度很大，影响很大。但中国经济转型期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势头，特别是新经济部分发展比较快，很亮眼。中国经济的运行与政府运行密切相关，这无疑提升了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二是中国近年来反腐深得民心，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也在不断得到解决，对未来有期盼，对前景比较乐观。三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民众有强烈的自豪感，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人的梦想。四是民众高度认可国家领导人的能力、魄力，因此，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也就在情理之中。
（来源：《环球时报》2018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