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断，形成了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即“两个伟大革命论”，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首先，“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关于革命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既把革命和改革贯通起来，又把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贯通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功能、条件和范围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推进伟大的自我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其次，“两个伟大革命论”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也就澄清了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对“革命党”“执政党”的不准确区分和模糊认识，对回击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纠正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相互否定的做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确保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的成果绝不能丢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绝不能否定，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的正确方向绝不能动摇。第三，“两个伟大革命论”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前进方向和战略指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纲挈领，统并归纳，就是要解决和处理好“两个伟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其方向和要旨，就是要将“两个伟大革命”贯穿体现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以“两个伟大革命”为方向和牵引，将“两个伟大革命”推进好，将“两个伟大革命”相互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处理好，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以伟大的社会革命引领伟大的自我革命。第四，“两个伟大革命论”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方法和具体路径。这就是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扬我们党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来源：《党建研究》2018年第2期）
桂华：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采用系列优先发展政策，让农村农业现代化顺利实现，让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向的是亿万农民，依靠的也是亿万农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认识上和操作上需要警惕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警惕城市过剩资本借着乡村振兴战略名义下乡与农民争地争利。农村土地制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配套制度，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防止农民失去土地，将农业生产机会留给农民，将有限的农业生产剩余留在农村，调整农业农村政策必须遵循底线原则。二是防止出现泡沫化的农村农业“三产化”。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推进农业现代化首要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部分城郊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机会发展民宿经营、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因此能够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从全局上看，市民下乡的消费需求有限，农村产业相对弱质的地位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不少地方政府竞相打造“田园综合体”，实施农村全域旅游建设，缺乏规划和统筹的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有可能制造出农业农村“三产化”的泡沫。三是警惕将这项全局性、全面性的“三农”工作，变成少数面相好却无推广价值的“形象工程”，堆砌资金打造个别亮点，加剧地区内部和村庄之间的不平衡。实施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战略，重点针对的是那些留在农村不能进城的农民，不是满足城市人的“逆城市化”梦想，更不能变成下乡资本的“盛宴”。要立足我国还存在着城乡间、地区间的突出不平衡性的基本国情，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
（来源：《环球时报》2018年2月3日）
徐文秀：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现实中，对政治不以为然或真戏假做、假戏真做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觉得政治是“搞政治的人”的事，自己是搞业务、做学术或吃技术饭的，似乎跟政治沾不上边、搭不上界，感到隔得远，与己无关，于是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兴趣，常常处于绝缘状态，有的甚至平时连党报党刊、《新闻联播》都从来不看，对大情要事、形势变化从来不问；有的却对政治有一种偏见、成见和误解，觉得政治太“高冷”，视政治为异物，甚至认为政治就是整人，是搞斗争、玩手段、弄权谋，于是害怕政治、远离政治；有的则把政治纯粹当作了一种说教，整天热衷于抽象的概念和口号，或多半停留在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浅尝辄止上；还有的沉湎于政治游戏，而且入戏很深，成了“戏精”，口头讲政治，实质说归说、做归做，表面讲政治，暗地里却背道而驰、反向而行，等等。政治是现实的，也是具体的。这些年来，大凡“不政治”的人都或多或少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摔跤、翻船，栽“大跟头”、出“大问题”，让人唏嘘，更让人警醒。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政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现实里。人倘若“不政治”，便成了无头苍蝇、无魂躯壳。人“是不能不政治的”不是表表态、说说而已，它既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能力；既是一种觉悟，更是一种担当。“不能不政治”便是要学会善于把我们的一切包括人生“置于政治的角度下透视”，用政治的“望远镜”登高望远，用政治的“显微镜”见微知著，注意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有政治敏锐性、洞察力和鉴别力。要始终记住“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来源：《学习时报》2018年2月7日）
张帆：坚决反对好人主义
一无立场、二无原则、三无底线的好人主义，实际上是侵蚀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害人主义、坏人主义，千万不能把做个好人理解成好人主义。好人主义者用庸俗的得失观看问题，用扭曲的是非观判对错，用狭隘的利害观干事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心中的“小算盘”算计的都是一己私利，将党和国家的需要以及人民的利益弃于脑后。好人主义就似“糖衣炮弹”，表面甜蜜，实则危害巨大。首先是弱党弱政。如果任好人主义发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无法实现，党的基本方略便难以落实。好人主义还会进一步演化发展为宗派主义，搞圈子、拜码头，压制正气、助长歪风邪气，不仅侵蚀党的生命肌体，而且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其次是误国误民。如果好人主义盛行，那么，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必将在“一团和气”中错失发展机遇、损害群众利益。最终会害人害己。好人主义者要么对消极腐败、不正之风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要么就以变味、走样的批评来应付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似抑实扬、明贬暗褒等，都是好人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如此下去，一些同志就会从小错走向大错，甚至滑入犯罪的深渊。如果一个集体好人主义风气越来越盛，昂扬奋斗的精神风貌必然不复存在。说到底，好人主义的根源在于党性不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失效褪色。党员干部讲政治就必须旗帜鲜明，不做两面派、不当老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对歪风邪气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要在党内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批评者实事求是，不怕伤面子、不怕结梁子，要让被批评者“红红脸、出出汗”；被批评者也要做到闻过则喜、从谏如流，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不怕闹、不怕告、不怕没选票的气魄和胸襟。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为那些正直果敢、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大家敢讲话、敢批评。在制度保障下，养成讲真话、说诤言、干实事、实干事的良好风气，让真好人“上”，让好人主义者“下”。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2月7日）
刘志明：廓清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迷雾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刻意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与政府的区别或所谓适当的分离，有时甚至强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所谓“对抗”关系，但是，这种“区别”或者“对抗”并不是在要不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权利问题上的原则性对抗，而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发挥社会和政府的作用存在的策略性分歧而已。西方国家中社会与政府之间这种本质上的非对抗性关系，决定了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在西方国家普通公民维护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和权益，绝不能越过保障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法律权利的边界，绝不能妨碍资本尤其是西方垄断资本对国家、社会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向世界灌输公民社会理论，进行“民主”“人权”输出，其意并非维护世界各国的社会稳定、建立“民主”的世界和改善世界的人权，而是以这种看上去很美、实则包藏祸心的理论来掩饰它们打压反西方政权、扶植亲西方政权，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维护西方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这一图谋而已。众多事实证明，积极实践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通过国家、政府、市场的所谓“平衡”，消纷止争、实现社会稳定，反而因为西方国家一些社会组织的“添柴加油”而导致“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不断。从根本上避免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误导和危害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就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