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湛：实践铸就中国道路自信
确定中国发展道路的现实根据，只能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实践。我们关于中国道路认识的真理性，必须由中国发展的实践来检验。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中国建设道路也应这样走下去。贯穿在这种实践和历史之中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理论或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当时的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而最重大的影响，无疑是使我们下决心作出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40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发展所开创的道路，坚信不疑。这种道路自信是经过40年实践检验的，是实践铸就的中国道路自信。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我们在坚定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坚定了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我们的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是直接相关的。正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复探索并成功走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检验了道路的正确性，也检验了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是以在其指导下的道路的实践为现实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有其制度保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是整个社会制度系统调整和改革的成功。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当代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积40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的制度自信更有底气，这同西方一些政客的制度焦虑形成鲜明对比。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是相互竞争而又相互渗透的。共处于现代社会条件下，这两种生产方式可以“不同而和”。“和”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承认文化多样性，尊重不同即特色，应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原则。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张维为：宪法修改彰显中国制度自信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一条，对于增强“四个自信”、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五千年没有中断文明的伟大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各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国共产党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多元一体的政治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并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显著。它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保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既强调选举民主的作用，又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中国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体制机制，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既保持制度连贯性又推动其与时俱进。此次的宪法修改和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充分体现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
杨承训：杰出领袖是党的灵魂和时代航标
时代变革需要并能产生坚强的成熟领袖，这是历史证明的一条规律。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时代伟大事业的成功，都必须有坚强组织的坚强领袖来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英明领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首先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肯定杰出人物的主导作用，后者也属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范畴。因为人民群众不是无组织领导的乌合之众，而是有组织有领导进行活动的历史主人。历史的变动是基于多种力量形成的整体“合力”，“合力”的组成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更高层次的革命运动则需要政治家兼理论家引导。毛泽东反复论证过革命队伍中的杰出人物、领袖是在群众中涌现的，是人民群众中的最先进分子，“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人民群众需要正确而坚强的领袖领导。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现代的社会群体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群众、政党、领袖的关系，认识和尊重领袖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没有坚定而英明的领袖及其领导的领导集团，政党根本不能领导群众进行正确的斗争。而产生坚强英明的领袖和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乃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和胜利的保证。列宁曾经指出：领袖的作用就是能超越一般群众的认识最早发现真理。翻开中国的百年历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三大时代变革中，每一次历史飞跃都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及其主持的领导集团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掌舵。“站起来”是以毛泽东为杰出领袖的领导集团为时代航船的舵手；“富起来”是以邓小平为杰出领袖的领导集团为时代航船的舵手；“强起来”则是以习近平为杰出领袖的领导集团为新时代航船的舵手。这个过程正是时代需要并产生杰出领袖的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韩震：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推动中国发展进步
首先，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近现代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这种武器不仅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而且鼓励中国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可以让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又在资本主义支配和帝国主义的强力面前保持独立和对抗的姿态。有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就可以一边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一边抵抗不断试图侵略和控制中国的西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学会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中国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成功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与人民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结合在了一起。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就可以在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期，一方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领先的管理经验，学习它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保持自身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够在充分吸取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抵御形形色色思潮和种种虚无主义的冲击。中国不仅没有被西方文化所淹没，反而迎来了民族文化复兴的前景，文化自信心不断增强。这一方面有赖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魂魄。第三，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还将引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体现和时代体现，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表达和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促成了中国的现实发展，中国的发展也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国要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才能用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5月8日）
卫兴华：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论著中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集中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及其经济社会特点，但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既评析了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又从正面预见和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特点。事实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60多年来，凡遵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取得胜利。相反，凡是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违反经济规律脱离中国实际，就会造成较大损失。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过程时，都是密切结合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对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原理也有较系统的阐述。如，提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是多层次的结构，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新的要素。特别强调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再生产的不同类型，如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集约型增长与粗放型增长；提出提高劳动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提出怎样在生产中更好地利用自然力，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这些发展生产力的一般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怎样在确定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途径、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还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同样，马克思论述了社会主义要使劳动者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贫困境地，实现共同富裕。但是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消灭贫困，怎样经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走向共同富裕，也需要决策者和智库来回答。马克思还提出了发展和改革国有经济时应当重视的原则性问题。但是怎样真正在实践中把国有企业改革为生机盎然、高效率、高质量、惠及全民的经济主体，依然需要经过长期探索、不断改进。
（来源：《经济日报》2018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