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间，在全球范围衍生和引发出诸多乱象，使世界和平面临严峻复杂的挑战，和平赤字问题再次凸显。面对外部复杂的环境，中国以和平发展立场，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以中国理念透视国际安全乱象，致力于消除世界动荡根源；以中国方案维护和平大局，凸显大国担当；以中国主张高扬公正旗帜，推进和平治理，在全球和平与安全领域全面彰显中国贡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立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主张，成为消除世界和平赤字、推动和平发展时代潮流的重要动力。
一、中国立场：应对复杂环境，坚持和平发展
近年来，中国面对的外界干扰因素与安全挑战逐渐增多并日趋复杂。其一，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延续冷战思维，炒作中国“威胁”论，以贸易和金融手段制衡中国，以所谓航行自由的名义加强对南海问题的干预，以“印太战略”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维护其亚洲主导权，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举动使防止掉入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二，部分周边国家觊觎中国南海主权，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响应“印太战略”号召，加强对澳大利亚、印度洋国家的外交攻势，试图打破对外使用武力的宪法约束，致使东亚频现冲突风险，地区安全环境有所恶化。其三，朝鲜核问题迎来转机，但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仍然面临艰巨挑战，美韩部署的萨德系统仍是危及东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其四，2017年印度非法越界制造洞朗危机之后，对边境地区控制能力和意愿明显上升，加上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中印边境冲突风险仍未排除。
面对外界复杂的环境，中国一方面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战略，承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在党的十九大之后首次出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表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同时加强练兵备战，形成战略震慑，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另一方面，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希望带动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使人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二、中国理念：透视安全乱象，消除动荡根源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但是，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作用下，和平赤字挑战依然严峻。一方面，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以武力作为贯彻国家政策工具的传统安全思维与安全模式死灰复燃，国际安全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陈旧的冷战思维与军事同盟、强权政治与单边主义，不仅难以保障自身安全，而且经常加剧局部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带来新的安全危机。国际社会急需新的安全理念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和安全形势，引领各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更新认知、凝聚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丰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实现了国际安全理念的重大创新。共同安全，是在原则上尊重和保障每个国家的安全，坚持普遍安全、平等安全、包容安全，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垄断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反对以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综合安全，是在范围上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强调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统筹谋划如何应对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合作安全，是在手段上以对话合作解决国际争端、化解安全分歧、维护国际安全，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可持续安全，是从长远出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缩小贫富差距，以可持续发展夯实安全根基、促进持久和平。这是对西方以冷战思维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理念的根本超越，足以成为引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实践新安全观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通过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中国期望在世界多元文化、多元需求和多元生活方式中凝聚共识、促成合力，推动国际社会告别数百年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实现千百年来人类社会苦苦追求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三、中国方案：展现大国担当，维护和平大局
主权平等是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准则。围绕和平与安全问题形成的解决方案，理应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利益和正当诉求，考虑客观事实和来龙去脉，不能仅从一方利益需要或价值标准出发，主观划分阵营、制造矛盾。后者容易激化大国矛盾，加剧冲突风险，使地区热点问题更加复杂难解，削弱各方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的集体意志。美欧和部分地区大国、地区组织提出的和平方案之所以屡屡碰壁，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缺陷。其行为根源在于方案策划者要么深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图谋，要么暗藏传播所谓“普世价值”、扩张西方文明的祸心，要么受制于内部利益失衡、治理失序或极端的意识形态。要维护和平大局，需要在新安全观指导下，提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效的解决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提出了诸多中国方案，有效避免了大国冲突，保障了周边稳定，推动了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出了贡献。
第一，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促进大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在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中，避免了冲突与对抗。中国积极发展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努力以合作共赢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迷思；同俄罗斯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树起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建设和平稳定之桥；促进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协调，成为国际和平之盾。
第二，扎实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对话合作，维护了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建立伙伴关系，筑牢了亚洲和平稳定的政治根基；共建“一带一路”、创建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夯实了亚洲和平稳定的经济基础；完善现有地区多边机制、推动规则建设，巩固了亚洲和平稳定的制度支撑；深化各国军队交流合作，加强边境地区信任措施合作，推进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增强了亚洲和平稳定的军事保障。中国还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与东盟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与日本在东海海空危机管控等领域达成共识，在解决朝鲜核问题和推进阿富汗和解进程中提出了中国方案，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第三，推动了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深度参与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为达成协议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在联合国安理会涉叙决议草案上多次行使否决权，使叙利亚免于进一步陷入灾难，同时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了局势升级和恶化。此外，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是向联合国缴纳维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马里等国和平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贡献者”。
第四，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出了贡献。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支持和推动上合组织打击“三股势力”，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反恐工作组、“全球反恐论坛”，帮助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强反恐能力；在援非抗击埃博拉行动中率先行动，引领了国际社会援非抗疫；主办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搭建平台，与美、日、韩等国建立磋商对话机制，加强了网络安全合作；在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与落实中发挥了表率作用，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为一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大量援助。
四、中国主张：高扬公正旗帜，推进和平治理
世界和平赤字与治理赤字密切相关。二战结束后，在不平衡、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全球和平与安全治理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联合国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治理的主角面临多元挑战，比如在应对关系大国利益的危机时难以充分发挥调解作用；面对涉事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难以展现充足的能力、效力及合法性。其次，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时也面临主客观挑战。主观上，一些区域组织被个别国家或集团主导，决策时有失公正，加剧了危机烈度。客观上，一些区域组织缺乏执行力，即便做出公正决定，也没有能力贯彻执行。因此，通过完善全球和平与安全治理机制来消除治理赤字，也是消除和平赤字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高扬公正的旗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主张，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完善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第一，主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支持联合国充分发挥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就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秉持并发扬这些原则精神，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民主协商成为现代全球治理的重要方法，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同时，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务实措施支持联合国发挥止战维和作用，比如设立为期 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组建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等。这充分表明，中国既是传统意义上全球治理标准的坚守者，也是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推动者。
第二，主张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为处理地区和平与安全事务提供平台。一是在上合组织、东亚合作机制等现有地区机制内提出一系列合作倡议，打击“三股势力”，斩断“恐”“毒”勾连的链条，打击跨国犯罪，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加强金融安全合作，加强阿富汗安全力量能力建设。二是提升原有合作机制或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比如推动亚信会议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将香山论坛从二轨升级为一轨半，开启中国—东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对话机制，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三是推动规则建设，完善亚洲和平稳定的制度保障。比如推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与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等。
第三，主张建设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主张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提出了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主张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推动了金砖国家加快禁毒合作机制化进程；参与了外空规则的协商，主张制定确保外空非武器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面向未来，中国将努力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责任编辑：李艳玲 高天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