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从新起点看，40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从世界格局看，40年来，苏东剧变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在西方制裁下长期低迷；美国经历短暂的“一超独霸”梦，由于政治上到处煽风点火，经济上长期脱实向虚，军事上持续穷兵黩武，金融寡头“剪羊毛”式的资本扩张难以为继，被迫趋于收缩保守；大国关系深入调整，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化改革，世界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从产业结构看，40年来，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势不可挡，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美国优先”、英国脱欧及其制造业回归，“德国工业4.0”，“印度制造”，“中国制造2025”等相继出炉，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瞄准未来产业制高点紧密布局，产业竞争更加激烈。在新的起点上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中央企业应自觉服务于国家战略，以更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高的能力和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扩大开放中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一、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央企业积极开拓境外市场，为保障国家能源和资源需求、带动相关技术和装备出口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规模达到了7万亿元，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业务逐步由能源、矿产资源开发拓展到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建设运营等领域；2017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115家，其中国有企业82家（中央企业48家）；进入全球品牌500强的中国企业55家，其中国有企业37家（中央企业16家），2018年中国企业增加到66家（中央企业17家）。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企业大而不强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地区）109家上榜世界500强的企业，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1.65%，仅相当于美国企业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中央企业应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划，逐步实现以国际市场为主赛场，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竞合伙伴，着力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基本实现能源、资源全球化配置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要素成本，增强全球竞争力。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过程中，不贪大求全，不脱实向虚，不追求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着重增强对高端产业的控制力、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力和对知名品牌的培育力。
二、以价值链中高端为目标加快向新兴产业拓展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央企业应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虽然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核心应是以价值链中高端为目标，加快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形成新的增长点，并带动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倒逼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形成企业发展的“双轮驱动”。应进一步拓宽全球视野，使“走出去”成为企业产品、服务、资本、技术、标准和人才等优质要素走向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延伸，最终实现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制度与治理机制、产品的质量与品牌、服务的便捷与现代化、资本的投向与影响力、技术的先进性与自主性、标准的适用性与影响力、人才的专业化与国际化等等，都可能是企业迈向相关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基础或者瓶颈，因此每一项要素的提升都将推动企业向着目标不断进步，而这些要素提升的过程也是世界一流企业养成的过程。为此，中央企业内部可以建立国有资本境外投资公司及相应境外投资基金，以专业化的手段促进国有资本向全球视野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抢占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增强国家实力。同时，还应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瘦身健体、处僵治困等工作，中央企业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松绑减负”，以轻松的姿态博弈在广阔的国际市场，集中精力加快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向国际分工的高端迈进。
三、以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为驱动提高核心竞争力
40年来，我国的科技发展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二次、三次创新等为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次创新、原始创新远远不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特别是我国的经济体量到了现在这个块头，科技创新完全依赖国外是不可持续的，基础的、核心的东西是讨不来买不来的，必须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来实现。近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核心目标是我国的产业振兴计划即“中国制造2025”。因此，强化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势、摆脱受制于人局面的根本途径。面对全球科技创新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央企业作为践行创新发展新理念、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部署的骨干力量和国家队，应勇担创新重任，走在行业技术发展前列，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切实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在若干重点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取得一批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创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以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中央企业应发挥多年来“走出去”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结合企业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重点产业瓶颈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上加快攻关，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问题。应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特别是与世界上著名的公司、企业一起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应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双轮驱动”，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给予同等重视、同等爱护、同等激励，同步增强企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形成无法被轻易超越的全球竞争优势。
四、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树立合作共赢模式
我国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着眼于沿线国家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搞地缘博弈、拉帮结派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中央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了解中国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的“窗口”。因此，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和契机，主动践行和宣传“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合作共赢发展模式，自觉做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载体和桥梁，使沿线国家通过与中国企业的零距离接触，对“一带一路”倡议从理论上更认同、从实践上更支持、从感情上更亲近。要做利益的共享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通过与所在国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吸纳所在国人员就业等措施，带动所在国参与陆上和海上大通道的建设，让所在国人民共享企业经营成果和经济发展实惠；要做和平的建设者，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不像一些西方国家对待发展中国家那样总是高人一等，而是与所在国政府、企业和人员互学互鉴，通过参与所在国建设，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通过高铁、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要做环境的保护者，走到哪里，就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哪里，与沿线国家一起建设美丽的新“丝绸之路”。
五、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载体打造境外联合舰队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拓展民营资本发展空间，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对于在扩大开放背景下深化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具有重大意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就只有中国企业。民营企业走出去较早，但相对分散和弱小，大多数企业在资金、规模、技术水平、竞争力、管理水平、合规经营等方面都与中央企业有较大差距，很多时候难以同西方跨国公司同台竞技。也有一些企业发展很快，华为、吉利、腾讯、苏宁等20多家民营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积聚了较强实力，在智能互联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中央企业应推进境外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造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联合出海的特混舰队，还可以通过并购或合作等方式与世界上著名的公司、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组成国际企业联盟，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降低部分西方国家以“竞争中立”为由对国有企业的抵制和抗拒，不断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还应通过加强与民营企业境外合作，以及在境外商会中增进交流，共享在境外依法合规诚信经营、注重资源环境保护、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经验，共同塑造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展的良好形象。
六、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境外机构内控建设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给中央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经营带来许多困难和挑战。中央企业应以问题和风险为导向，主动落实境外资产监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境外内控体系，积极应对境外风险。在政治风险中，“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必然引起有关国家的嫉妒和防范，挑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央企业应自觉遵守当地法律，可聘请专业法律顾问、社区顾问，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关系，尽可能避免成为有关国家挑拨离间的借口，更不能卷入所在国政治旋涡中甚至引起外交风险。在安全风险中，近年来一些局势动荡的国家针对我国企业和公民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央企业境外经营发展，应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建立完备的境外安全防范机制和应急处理预案。当然也不必防范过度，动辄像西方国家那样由荷枪实弹的士兵保护，从而阻断与沿线国家人民的正常交往，造成对“中国模式”的误解。在商业风险中，鉴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已经由过去以工程承包为主的阶段发展到投资经营、工程承包并重的阶段，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复杂，汇率风险、税收风险、环评风险、佣金风险、合同风险、欺诈风险等等，层出不穷。中央企业应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建立境外跨部门的公关机构，组建培养一批善于处理法律事务和公共关系的人才队伍，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在纪律风险中，境外党员干部工作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种考验都可能遇到。中央企业境外机构更应加强党的建设，不能让境外成为党建的盲区，不能让一名党员处于失控状态，应让所有党员干部都有归属感。中央企业还应细化完善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加强与兄弟企业之间的协调，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坚决杜绝自家人搞自家人的行为。
此外，中央企业应切实增强国际规则意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主动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宣传中国经验，推介中国模式，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建设中的话语权、影响力。援建项目应多一些道路、桥梁、医院、供水等民生、民心工程，注重在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儿童教育等方面做出贡献，造福当地民众，赢得当地社会各界人士的信赖，不仅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应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心目中具有全球包容力的新型世界一流企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企业走出去监管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狄英娜 李民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