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5则

2018年10月12日 15:34:29
来源: 《红旗文稿》2018/19 作者:

  卫兴华: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要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竞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其次,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都充分激发出来,共同致力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共同推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9月19日)

  董振华:中国道路成功的哲学追问

  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实中国道路是行得通的。1.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以价值的合理性作为根本支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和根本价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坚持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旨向。这就决定了中国道路能够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的控制,突破零和博弈的霸权主义思维方式,主动遵从发展的价值理性,既不会沉迷于经济增长中的路径依赖无法自拔,也不会局限于狭隘的民族利益而被世界孤立和排斥,从而避免了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陷阱,确保了发展的正确方向。2.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以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作为根本方法。中国道路的成功启示人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要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道路。只要坚守追求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道”不变,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能走出正确的现代化道路。3.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以求真务实的实践作为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论,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坚持价值论,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科学判断发展的价值理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思路、战略和举措,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道路,绘制出实现伟大梦想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基础上的实践性,我们开辟了中国道路,成就了伟大的中国奇迹。

  (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9月17日)

  苑秀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职责新使命

  新形势下,面对国际国内新闻舆论错综复杂的态势,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既要立足国内又要放眼全球,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积极有效地进行辨别、澄清、批判和斗争。首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闻舆论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我们必须“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党的新闻媒体应作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充分发挥思想、舆论的引领作用。其次,新闻舆论阵地担负守土重任。当前,国际国内新闻舆论环境异常复杂,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交锋和斗争的最前沿,如果守不好新闻舆论阵地,思想防线就会崩溃,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那不仅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国家发展大局和长治久安,更会关系到党的政权安全,危及国家的生存。 再次,新闻舆论工作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思想引导作用。好的舆论会鼓舞人心,汇聚力量,引领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推进器”。进入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守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职责和使命,引导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解读中国、评价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更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来源:《前线》2018年第9期)

  刘忠昌:党员干部要绷紧党纪之弦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并加强纪律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从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如今党中央制定的从严治党的各项规定,都是党的纪律和规矩的体现,是政治理念在行为层面的实践。可以说,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是党的生命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全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也前所未有。这就更加需要每位党员干部时刻绷紧党的纪律这根弦,以高的标准、严的要求、实的效果,真正把党的纪律立起来、执行到位,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全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党员干部绷紧党的纪律这根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之中。毋庸讳言,在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有些党员干部做得不好甚至很不好。这些人对党的纪律和规矩缺乏应有的敬畏,嘴上喊的和心里想的、实际做的根本不一致。他们无视党的纪律规定,在公开场合,包括在新媒体上发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言论,受到党纪处分。每位党员干部都要时刻绷紧党的纪律和规矩这根弦,做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来源:《共产党员》2018年9月下)

  胥爱贵:把防止返贫摆上脱贫攻坚重要位置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是重要环节。一要提升产业基础。深入实施经济薄弱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库,推进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行动。深度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二要稳定就业渠道。稳定劳务转移就业,结合产业梯度转移开展劳务输出,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坚持创业带动就业,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三要稳定帮扶政策。脱贫应留出过渡期,坚持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项目、脱贫不脱帮扶,切实防止边脱贫、边返贫。四要强化保障兜底。把健康扶贫作为工作重点,切实降低低收入人口就医负担,确保大病和慢性病得到有效救治,降低因病致贫返贫风险。大力发展经济薄弱地区教育事业,不让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五要强化要素支撑。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人才、科技和财政、金融、保险等要素支撑。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全面强化经济薄弱村党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六要强化跟踪监测。建立返贫预警监测机制,推动建档立卡数据与民政、教育、卫计等部门互联同享,通过帮扶责任人定期跟踪回访、返贫户个人申报、系统信息自动比对等途径,提前预警研判,精确掌握动态,及时将返贫人口和建档立卡之外滑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纳入,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要树立系统思维,把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跑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接力赛。

  (来源:《群众》<决策资讯版>2018年第16期)

  杨益茂:西方学者标榜的“新清史”罔顾事实

  “新清史”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满洲”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是“异族”,即“满洲外来论”。其代表人物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限”,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满洲”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历史典籍,清楚地记载了“满洲”的发展与传承。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或和谐或矛盾乃至征战,但从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一点清朝的“满洲”统治者自己都一再申明。按照“新清史”的逻辑,既然“满洲”是“异族”,那么其入主中原、开疆拓土就都是“侵略”。中国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近代国家观念是鸦片战争后才逐渐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观念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王朝)内部地方势力或诸侯国、或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其次,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或兼并的政权,并不都是汉族政权。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也并不都是“汉族”。难道不是汉族当“皇帝”就不是“中国”吗?清朝皇帝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皇帝,康熙甚至以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为荣。最后,尤具深远意义的是,当辛亥革命爆发,各族民众反对帝制时,清朝皇帝宣布退出帝位,并期望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期望实现立宪共和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历史上,此举可谓空前。“新清史”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既不符合历史和事实,又误导广大民众。

  (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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