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发表重要论述。2017年7月15日，他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科学地阐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辨证关系，为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
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马克思在科学分析货币资本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分离，“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这一论断实际上指出，银行家的资本是由现实资本中分离出去的，而后跟现实资本脱节，金融脱胎于实体经济。在信用制度下，发展出的是各式各类的所有权证书，它们是作为现实资本的凭证出现的。马克思认为这一金融的重要工具——有价证券的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金融业的独立运动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有价证券“除了它们能够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同上书，第529页）但实际上有价证券并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同上书，第585页）恩格斯对股票投机行为进行了批判，指出工商业繁荣时期，市场上资本充斥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招摇撞骗”的股份公司，这些公司“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而且一部分也实在是自己挣得的钱装进大资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96-497页）这实际上是对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乱象的批判。列宁在对资本主义金融业的批判中阐述了自己的金融思想，分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国际资本主义正逐渐转入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便是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出现。帝国主义时期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更多是在“吸血”，而不是“造血”，“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关于金融发展的创新思想，分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领导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实践中，金融业实际上是为工农经济发展服务的。中国人民银行也通过对私营金融业的整顿监督，引导它们支持工商业贷款需要。邓小平明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这一论断既指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也阐明了金融与现代经济的辨证关系，即要通过金融的“活”来带动现代经济的“活”，而不是金融的“自娱自乐”。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体现出一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高低。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在武汉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明确了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也就明确了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谁主谁从的关系。
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类金融市场的逐渐建立健全，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不断拓宽，金融为实体经济“输血”的功能得以提升。
一是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与规模不断提升。21世纪初，我国每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只有大约3万亿元（2002年2.3万亿元；2003年3.4万亿元），随着金融体系的大力发展，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017年达到19.4万亿元，存量达到174.7万亿元，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此外，金融业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大中型商业银行普遍设立支持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群体等领域的普惠金融事业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二季度，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2.35万亿元。2017年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95.27%。
二是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结构，随着各类金融市场的稳步发展，间接融资比重出现回落。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比重由2002年的78%下降至2017年的71.2%，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由2.7%上升至4.5%。间接融资结构得到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较快，市场份额占比持续增加。我国民营银行业金融机构进入发展改革机遇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共设立17家民营银行，此外，推动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民营资本在农商行中持股占比超过80%。直接融资得到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境内外筹资额自2013年以来稳步增长，2017年底，在中央结算公司发行的债券总额达到13.6万亿，其中企业债券发行3731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企业债券存量达18.4万亿元。
三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健全。构建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建设取得新的进步，结构不断完善，制度规范更加周密。2018年上半年，上海、深圳交易所股票总流通市值达到40.19万亿，创业板流通市值2.91万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达到1.12万家。2017年1月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对区域性股权市场做出规范。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完善，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渠道，有助于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是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体系日益完善。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力度不断提高。2005年，企业资产证券化试点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正式启动，资产证券化市场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截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金额2.37万亿元。2003年，证监会批准货币市场基金入市发行，2017年底，资产总额达到7.13万亿元。此外，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平稳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利率衍生品、汇率衍生品、信用衍生品、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蓬勃发展。期货市场品种已达56个，2018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96万亿元。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完善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抓手。
制约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稳步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支持力度与规模不断提升，但是，部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增速下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之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从需求端看，一是由于所有制属性、企业规模、以及金融机构认定国有企业存在的政府信用担保等因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具有较大差异。二是银行贷款是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信贷体系。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轻资产的企业模式越来越普遍，初创企业缺少传统信贷体系所要求的担保资产，企业发展受到资金限制。在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裕的阶段，中小微企业可以面临较为宽松的信贷条件，资金来源得到保证，一旦流动性出现紧缺，中小微企业往往最先受到冲击。
从供给端看，一是我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中占据重要地位，2017年我国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71.2%，这种信贷模式对部分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造成了客观上的融资“门槛”。
二是金融机构业务规范性有待加强，部分金融业务不规范导致的金融系统内的资金空转现象严重。通过委外业务、通道资金池业务和同业互购业务，导致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层层嵌套，融资成本不断增加，风险也不断提升，严重制约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率。有学者对2016年的资金空转规模进行了测算，认为2016年金融系统内部空转的资金规模占当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11%-22%，是当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2倍。这样的资金规模停留在金融系统内部，拉长了资金链条，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随着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业务类型监管力度的加强，资金空转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大量资金停留在金融系统内，导致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不足。
三是金融机构盈利能力长期超过非金融企业，导致资金向金融业集聚。金融公司盈利长期高于实体经济，是导致资金“脱实向虚”的客观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2017年，证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36.29%，2018年上半年，证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25.96%，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6.46%和6.51%。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盈利能力的差异，一方面导致资金的“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导致实体经济产业转型从事金融业。
从供给侧入手，破解制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难题
新形势下，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水平，主要应从供给侧入手，通过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疏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让金融真正发挥好“血脉”作用。
优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健全，为不同的实体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促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断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能力，构建合理的金融机构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
完善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一方面大力发展创业板、新三板市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融资平台；一方面发展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探索新型信贷模式；此外，还可以设立国有产业引导基金，通过国有资本的撬动作用和示范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提供动力。
整合调动民营金融资本。通过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引导民营金融资源参与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好民营资本的存量优势，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血液”，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合理优化金融结构，实现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势互补，增强金融稳定性。
增强金融业务规范力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点是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避免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和套利。金融资金空转容易造成风险集聚，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紧密、网络关联性强的阶段，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不足很有可能引起区域性乃至系统性的金融问题。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业务的规范性监管，找准业务的风险点，大大减少金融风险点的暴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责任编辑：狄英娜 李民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