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增长隐忧频现
刘 英
为了重振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财政政策上减税实现了落地；货币政策上通过持续加息提高了利率水平；产业政策上放松对煤炭等产业管制；金融政策上甚至修改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为金融机构松绑和放松了监管；贸易政策上更是四面出击，除了中国以外，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英国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靶子。
今年二季度，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国经济交出了一份“完美”成绩单：无论从就业、物价还是增速，美国经济都达到近年来最好状态，经济增长是历届总统任上最高的，减税史无前例，股市持续走高。但这并非真实的美国经济。以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为例，特朗普所说的4.1%（8月29日又修正为4.2%）是指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增速，而实际上，用描述经济增速惯用和公认的同比数据计算，美国二季度GDP经济同比增速仅为2.87%左右。与历史同期相比，2.87%的GDP增速并非最快，不仅低于奥巴马执政时期3.8%的峰值，而且也远低于二战结束以来的其他几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的峰值。小布什时期GDP的峰值是4.3%，克林顿时期GDP峰值为5.3%，里根时期的GDP峰值高达8.6%，尼克松时期为 7.6%，艾森豪威尔时期为9.1%。而无论是IMF还是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CBO）都预测，明后年美国GDP增速会降到2.4%和1.7%左右。
近日，贸易战阴云笼罩，导致美股连日大跌，也使美国经济隐忧频现、困难重重。
1.增长之难。8月13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将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从3.3%下调至3.1%，并将2019年和2020年增速分别下调至2.4%和1.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高额关税将会增加通胀压力，导致本国购买力降低，也将降低美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零售等行业的利润和就业也会因贸易战而削减。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即使在二季度为避免贸易战征税而提前透支的情况下，美国出口也并未增长；而二季度耐用消费品的增加，显示减税带来的消费刺激效应已经提前释放，随后减税边际效应将逐步递减，贸易摩擦升级还将带来消费成本高企，消费将随之下滑。而美联储的加息提速，带来利率陡升，将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三驾马车日渐疲弱，美国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走高。
2.债务之累。当前美国经济正处在历史上两次持续增长周期（连续45周和69周）后的又一次增长周期当中。从美国经济数据来看，减税的确刺激了个人消费，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但减税也推动财政赤字不断提高，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率已经由2007年的1.1%提高到了2017年的3.5%，这一数字还将进一步抬升。通常认为债务率超过90%就会阻碍经济增长，而美国的债务已经创历史纪录的超过20万亿美元。伴随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的长期财政状况也堪忧，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之累。
随着美联储加息提速，回归货币正常化将导致利率上升带来偿债成本的走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十年即到2027年，偿债成本将由目前的2600多亿美元提高到8000亿美元，接近GDP的3%，高出目前两倍。不仅如此，美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婴儿潮一代将在十年内退休，随着退休人口的激增，美国社保与医保的支出占GDP的比率将提高一个百分点，两者相加将达到GDP的11%。
3.风险之忧。美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不仅来自债务高企，更来自加息、减税、贸易战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减税本身是刺激消费、促进企业投资的良策，但是此前，无论是梅隆减税还是里根减税，美国经济都处于低迷期，减税起到了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此次减税则是在美国经济的上行期，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此时减税对美国经济犹如火上浇油。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表示，减税增加了美国额外的总需求，会推高通胀水平。美国就业状况正处于历史较好水平，此时减税、加息累加，将导致美元走强，而美国现在3.8%的失业率几近充分就业，持续推进只能继续抬升美国劳动力的成本，再叠加高关税，会进一步推升美国物价水平，反过来又会给美联储加息增加压力，造成恶性循环。
近期美国持续挑起的贸易战，令美元加速走强。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持续的贸易争端是贸易风险的重大来源，无法预测的贸易风险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从今年美国加征关税以来，截至8月15日，半年来美元升值高达8.2%，其所带来的恶果，一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升值，必然导致所有以美元为定价的资产都要重新调整；二是高企的美债带来债务风险；三是伴随美联储持续快速加息，导致美元快速走高，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压力，不断攀高的美国股市面临巨大回调压力。美股近期连日大跌超3%，今年标普下跌超过2%的天数创八年来最多。
美元走强还给他国带来汇率贬值、股市走低和经济下行压力，而这必将反过来作用于美国经济。同时，美元走强直接导致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受挫。美元走强也提升了美国的购买力，从而扩大进口，这又会使贸易逆差不减反升。今年以来包括中美贸易在内的美国贸易逆差不减反增的实际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近日，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达了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现状的担忧。沃尔克说，现在他 “往任何一个方向看，都是一团糟”。尽管美国拥有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拥有强劲的金融市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土地，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世界第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一意孤行走向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的方向，其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持续，金融风险也会不断累积，美国再次强大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危害巨大
陈承新
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可能在小部分人中得到支持，但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着实不得人心。这场贸易争端从挑起到现在，已对美国带来巨大伤害，并对全球经贸秩序造成巨大影响。
1.美国企业主在市场、产业链等方面深受伤害。美国对中国输美钢铝制品加征关税，导致初级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依赖这些原材料的企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家电产业的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利益损害，有些企业不得不缩小规模甚至关闭工厂。受冲击最严重的是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并将产品销往全球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可能导致其供应链中断。同时，随着中国等国家对美国加征输美产品关税采取反制措施，美国的农产品、制造业都在成为贸易战的牺牲品。
美国的农产品中最受影响的是大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大豆消费量占世界需求量的1/3。2017年中国购买了逾120亿美元的美国大豆，约占美国大豆出口的60%。但自从2018年7月6日中国对所有美大豆征收25%的关税后，美国大豆大多退出了中国市场。在8月29日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举办的年度全球贸易交流大会上，中国买家无一下单。在中国寻找巴西等替代进口来源国后，美国将很难再重新获得这一市场。
在美国制造业领域，成立于1903年的摩托车巨头哈雷戴维森是美国传统制造业的传奇，去年2月特朗普总统刚上任时，就在白宫会见哈雷高管们，并当场称赞哈雷为“美国真正的象征”。但今年6月25日哈雷宣布，为了应对欧盟针对美国进口摩托车推出的反制措施，要将生产出口欧洲产品的工厂迁往海外，以降低成本上涨而损失的利润。总部设在底特律的通用企业也给政府发出警告，由于其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和卡车中，大约40%将来自进口，所以关税大战将使其不得不削减在美国国内的工作岗位。这些曾经的“美国制造”典范的反应，无疑给一直宣称为保护“美国制造”而战的特朗普政府当头棒喝。
6月26日，美国270多家全国和地方性商业组织发表联名信，呼吁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些商业组织表示，美国商界和农业界对总统无限制使用232条款征收关税并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损深感担忧。
2.美国民众在就业、消费等方面利益受损。就业方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美国大约有600万份工作与出口行业直接相关，另外还有600万份工作与出口间接相关。美国东部集聚着大量本地经济严重依附于出口的城市；东西部沿海也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就业与出口相关，包括纽约、休斯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声称因自由贸易而丧失大量工作的“锈带”（五大湖区周边），实际上也聚集着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在内的大量高度依附于出口的城市，东南沿海的迈阿密都市圈也有大量工作与出口相关。贸易战使得这些城市相关行业的就业岗位面临减少甚至消失的风险。
消费方面，2018年以来，美国钢制品的价格已经上涨33%，铝制品价格上涨11%，这使得其他所有工业类别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成本的上升无疑将转移至产品最终价格，进而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除了产品上涨成本被转嫁给消费者带来的直接性负面影响以外，贸易战还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挫后股民利益受损，部分制造业转移生产能力和美国企业并购受挫后民众投资受损等后果。
3.全球多边经贸体系遭受破坏。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是全球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冲击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损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进而影响全球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确定了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降低关税、取消进出口数量限制和贸易政策透明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贸易规则，其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营造稳定的、可预见的商业环境。没有歧视和暗箱操作的商贸环境，对于各国经贸发展都十分重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商品通过价值链、产业链相互结合、相互依赖，全球经济是一套综合性体系，打乱全球供应链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包含着属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企业的附加值。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实际上影响了许多拥有中国工厂的美国公司和他国公司，其负面影响将波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因此，随着美国民众意识到他们从这场贸易战中失去了双重利益，即就业机会将减少、同时商品价格又会上涨，美国民众的反对声浪将进一步扩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美式资本主义面临道路之争
陈晨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关键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颠覆性”政策。在相当一部分观察家眼中，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似乎越发难以招架，世界注定被步步拖进“美国优先”套路。针对特朗普所寻求的政治颠覆进程，研判与警示当然十分必要，然而极端夸大其影响，乃至“神化”特朗普并不可取。
在某些层面，特朗普可能是成功的，特别是国内政治中民粹主义工具的运用。这种方式精准切中美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的隐痛，击中经济全球化潮水背后“被精英们遗忘”的人群。以贸易赤字和美国的全球义务问题为例。今天特朗普所重复的，是他30年前在无数报纸、杂志、脱口秀和自传里一模一样的“美国优先”的逻辑。
既往30多年，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全面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这一进程导致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内部失衡。在美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更迭周期中，这种失衡变本加厉，积重难返。数据表明，自2008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复苏，背后所倚赖的力量并非工业化，反而是经济金融化的进一步加深。相比制造业的没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迅速恢复，股市与住房泡沫甚至高于危机前的水平。
对锈带、乡村和阿巴拉契山脉背后的美国人而言，既往30多年的全面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是一个让美国支付高昂代价的经济进程。美国人始料未及地失去了传统产业主导权，金融垄断资本牢牢凌驾于实体产业资本之上，而哪怕历经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美国采取的经济修复手段与主导力量仍是金融扩张，危机不仅没有打破华尔街资本与华盛顿精英的共谋，反而令它愈演愈烈。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竞选团队“反精英、反建制”姿态的政治动员力不言而喻，怀抱失落不满的人们集结在同一个口号下：“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集结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并且成为特朗普执政之路的政治资本。
然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其颠覆政策更多出于直观的经验，而非缜密深远的考量，其承诺的是实业振兴、工人就业、经济繁荣、贸易公平，而对这些目标意味着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博弈、妥协，则缺少深思熟虑。特朗普政府成员的频繁调换和政策执行层面的无可捉摸、反复无常，使“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宏大目标一步步陷入困境。
从特朗普自身所代表的结构性经济权力来看，如果说特朗普的闯入，是传统产业精英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负面效应的一种纠偏，但这种纠偏的前景并不光明。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漫长博弈中，20世纪已经成为分水岭，金融资本在世纪之初与80年代两度占得上风。如果说前一次被世界大战与大萧条打断，后一次似乎已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未能改写的定局。特朗普政府本质上面对的，是美式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是金融化与工业化之争，是再金融化与再工业化之争。去工业化的积重难返，让这场胜负较量并没有多少悬念。
在金融资本主导美国经济的大潮面前，特朗普政府很难真正提出扭转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政策范式。特朗普政府抛出回迁制造业的刺激计划、振兴就业的调整政策等，实则都是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这就必然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相违背，逆潮流而动，注定困难重重。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狄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