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内政外交关键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颠覆性”政策。在相当一部分观察家眼中，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似乎越发难以招架，世界注定被步步拖进“美国优先”套路。针对特朗普所寻求的政治颠覆进程，研判与警示当然十分必要，然而极端夸大其影响，乃至“神化”特朗普并不可取。
在某些层面，特朗普可能是成功的，特别是国内政治中民粹主义工具的运用。这种方式精准切中美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的隐痛，击中经济全球化潮水背后“被精英们遗忘”的人群。以贸易赤字和美国的全球义务问题为例。今天特朗普所重复的，是他30年前在无数报纸、杂志、脱口秀和自传里一模一样的“美国优先”的逻辑。
既往30多年，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全面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这一进程导致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内部失衡。在美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更迭周期中，这种失衡变本加厉，积重难返。数据表明，自2008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复苏，背后所倚赖的力量并非工业化，反而是经济金融化的进一步加深。相比制造业的没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迅速恢复，股市与住房泡沫甚至高于危机前的水平。
对锈带、乡村和阿巴拉契山脉背后的美国人而言，既往30多年的全面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是一个让美国支付高昂代价的经济进程。美国人始料未及地失去了传统产业主导权，金融垄断资本牢牢凌驾于实体产业资本之上，而哪怕历经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美国采取的经济修复手段与主导力量仍是金融扩张，危机不仅没有打破华尔街资本与华盛顿精英的共谋，反而令它愈演愈烈。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竞选团队“反精英、反建制”姿态的政治动员力不言而喻，怀抱失落不满的人们集结在同一个口号下：“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集结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并且成为特朗普执政之路的政治资本。
然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其颠覆政策更多出于直观的经验，而非缜密深远的考量，其承诺的是实业振兴、工人就业、经济繁荣、贸易公平，而对这些目标意味着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博弈、妥协，则缺少深思熟虑。特朗普政府成员的频繁调换和政策执行层面的无可捉摸、反复无常，使“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宏大目标一步步陷入困境。
从特朗普自身所代表的结构性经济权力来看，如果说特朗普的闯入，是传统产业精英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负面效应的一种纠偏，但这种纠偏的前景并不光明。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漫长博弈中，20世纪已经成为分水岭，金融资本在世纪之初与80年代两度占得上风。如果说前一次被世界大战与大萧条打断，后一次似乎已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未能改写的定局。特朗普政府本质上面对的，是美式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是金融化与工业化之争，是再金融化与再工业化之争。去工业化的积重难返，让这场胜负较量并没有多少悬念。
在金融资本主导美国经济的大潮面前，特朗普政府很难真正提出扭转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政策范式。特朗普政府抛出回迁制造业的刺激计划、振兴就业的调整政策等，实则都是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这就必然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相违背，逆潮流而动，注定困难重重。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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