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在新时代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等

2019年01月25日 10:00:00
来源: 《红旗文稿》2019/2 作者:

  胡福明:在新时代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在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同新的时代特点,同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相结合,有三个重要原则: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必须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我们党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最根本的任务抓在手里;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终身奋斗者和全面领导者,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理论创新首先要反映自身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不断开辟,源自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不断结合,产生于解放思想和改革实践的相互激荡。4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的辩证过程。新时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重视对世界上先进科学理论的学习、总结和创新,又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时刻记得我们的根在中国,自觉把理论创新统一到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上来,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上来。三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理论再创新,马克思主义再发展,都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条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来源:《新华日报》2019年1月15日)

  王一鸣: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国内外发展大势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既要看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既要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更要看到世界各国日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既要看到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更要看到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不会改变。如果说过去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今后内外环境变化将赋予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新的条件和内涵,并将伴随更多挑战。要看到,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我国发展困难和机遇相伴相生。克服了危即是机,战胜了困难就是机遇。要抓住和用好机遇,就要准备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当适应新条件,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要用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用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科技攻关模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用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加快完善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技术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用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好外部环境。

  (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1月23日)

  王文:怎样认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先,“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其次,“大变局”也是对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互联网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出现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与即时化的管理挑战。中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会结构面临冲击,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拥有人与流量占有者逐渐取代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一个新标尺。互联网使得均衡发展的迫切性急剧增加,但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面前却暴露无遗,节约型社会的创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对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极高,甚至是对数百年来发展哲学理念的突破。中国目前面对着颇大的贫富差距,全面消除贫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奇迹般”任务。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从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大国”纪录,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考验。最后,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反映在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

  (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1月14日)

  孔泉:共建“一带一路”要认真回应的几个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现,初期常常听闻的担忧多已消散,然而新的疑问甚至责难又在萌发。其中以下观点值得认真回应:其一,质疑“一带一路”是中国谋求霸权的地缘政治工具,是要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另起炉灶”。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文化历史基因。从自身遭遇中,我们深知欺凌得不到合作,霸权带不来发展。我们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走赢者通吃的老路。西方的理念和做法无法解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更是不可能适用于爱好和平、寻求共同发展的中国。其二,质疑中国利用共建“一带一路”分裂欧盟。中国支持欧洲建设的立场始终如一,特别是在10年前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在蒙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购买欧元区国家债券,帮助部分风雨飘摇的欧洲国家获得了喘息。今天,中东欧国家出于发展需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更不认为这种公开透明、友好互利的合作会导致欧盟的分裂。事实上,加强欧洲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本身就是欧洲一体化的初衷。其三,质疑“一带一路”建设会导致所谓的“债务陷阱”。必须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刚刚提出五年,而部分国家的沉重债务是长年积累的问题。当前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加息、主要储备货币升值、国际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等因素,很显然加剧了有关国家的债务负担。客观地讲,没有任何国家因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陷入债务危机。当然,基础设施项目属于生产性投资,短期收益不明显,但长期回报可观。因短期内没有资金回报而否定长期收益,显然是片面的。

  (来源:《环球时报》2019年1月14日)

  白杨林:谨防“熟能生腐”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工作上的“熟能生巧”是必须的,任何过硬的本领都是练出来的,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反复实践,就可以做到“熟能生巧”。“熟”意味着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业务精通。然而,有另外一种“熟”值得我们警惕。比如,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工作,上上下下的情况熟,形形色色的人员熟,方方面面的业务熟,结果热衷于人情练达、私人交往、投机钻营。因为情况熟,失去了对制度的敬畏,搞一言堂,说一不二,独断专权;因为人员熟,失去了交往的底线,搞小团伙,徇私枉法,为情所困;因为业务熟,打起了个人的小算盘,热衷于钻政策的漏洞,以权谋私,欲望膨胀。这样的“熟”,最终就可能导致“腐”。谨防“熟能生腐”,一要强化党性修养。官清则身轻,自律则自由。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却经常难兑现。党性上的学思践悟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一丝不苟才能一尘不染,一心一意才能一往无前。党员干部只有持之以恒地严格自律、加强学习、修养党性,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慎初、慎独、慎微、慎终,才能“熟”而进取,让思想灵魂里清气常驻、党性永固。二要净化交往圈子。各种钱权交易的诱惑面前,以利相交的小圈子,“进圈”容易“退圈”难,如果把握不当,就会逐步掉进违纪违法的深渊。净化交往圈子,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从政之要,也是营造健康政治生态的重要环节。因此,领导干部在交友过程中要明确交往规则和范围,把握好原则和底线,做到知人而交,择善而从,“熟”而有度,防止被“圈子”套住。三要保持敬畏之心。古人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人有所畏,其家必和;官有所畏,其政必兴;事有所畏,其业必成。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要求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敬畏法纪、敬畏组织、敬畏群众,坚守法纪红线、道德底线和人生安全线,才能确保“熟”而不腐。

  (来源:《共产党员》2019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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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