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真正底色”等

2019年05月10日 09:30:36
来源: 《红旗文稿》2019/09 作者:

  吴波: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真正底色

  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获得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是基于自身的内在规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即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依托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在缩短和减轻西方现代化过程弊端和苦痛的同时,迅速提升中国现代化的水平,实现后发赶超。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的探索,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两个历史时期探索的最终结论。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无视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官僚资本主义”等联系在一起,表达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是因为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具体而言,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别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赋予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9年4月15日)

  郭文亮: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导向、制度导向和问题导向

  突出政治导向、制度导向和问题导向,是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突出政治导向是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方向性的目标和任务。突出政治导向,就是要在党的各项建设中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其他建设,确保党的建设在政治方向上始终不偏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政治导向,就是要把党的建设引领到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政治领导,关系着政治目标能不能实现。突出制度导向是确保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性的关键和保障。突出制度导向,就是要在党的建设中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关键环节和举措,为形成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机制提供制度保障。从党的建设长远效果来看,其中的制度建设显得更为根本。“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大至一个国家、政党,小到一个企业、家庭,都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才能正常运转,作为一个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突出问题导向是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实效性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突出问题导向,就是要在开展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确保党的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突出问题导向,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所谓切入点和着力点,就是当前党的建设中影响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从这些突出问题入手,集中精力将其整顿好、治理好。

  (来源:《南方》2019年第6期)

  郝保权:中国共产党在重振中国文化自信中的贡献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振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担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贡献,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才走出了近代以来的文化迷茫,重振文化自信,追求文化自强。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愿景,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国力和心理基础。中国共产党把落后挨打、被列强视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诠释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国力和心理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清泉活水,激活了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引领和实践先进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使古老的中华文化焕发出生机活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也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嬗变,为坚定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第三,中国共产党创新培育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精神的巨大能量,增强了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一方面自觉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科学精神注入民族精神之中,创新培育了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北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为表现形式、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的当代形态。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培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为重振中国文化自信培植和积淀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基础。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富强和复兴提供了智慧滋养、智力支撑和方向引领,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为重振民族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五,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智慧和方法,为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先后提出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针和坚守中国文化的立场,确立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价值目标,明确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也为重振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理想和信念。

  (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4月23日)

  吴艳东:如何在文化开放中维护文化安全

  改革开放一方面为我国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推动我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使我国文化发展面临西方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从而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新挑战。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客观环境。在全球范围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新形势下,要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文化发展上绝不能采取“鸵鸟政策”,“闭关锁国”,而要拥有一种文化开放的襟怀,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一方面,应注重引进来,大胆、主动、积极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使其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必要养分,以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要大胆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影响力。应当认识到,只有开放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只有文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安全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是确保我国文化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必须以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为前提。只有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文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冲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文化开放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否则就可能误入歧途。统筹好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筑牢文化安全思想防线。开展文化安全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传承民族文化基因、巩固民族文化根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尤其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将其作为抵御国外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侵蚀、确保我国文化安全的基石。二是加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制度设计。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应对机制,善于运用市场、法律等手段化解文化开放带来的风险和冲击。三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4月11日)

  王文:“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观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时代背景下对于国际合作“先发展,后分享”的模式创新:先促发展,再定标准;共商共建,成果共享。新兴国家应拥有更平等的人的发展权、生存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秉持规则应更好服务发展的逻辑,发展先行,基于自身的经验和道路实现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观,是为共同发展而构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场网络。不先设单边主导的预案,重行动力,在平等合作的实践中发展并规范规则。“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地理上包括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地区。它向所有国家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开放,方便惠及更广泛的领域。不同于西方“中心-边缘”排他的制度设计,面对各国发展不一的状况,具有极大包容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视各国都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各方利益诉求都体现在倡议的落实中,各参与者都成为“一带一路”的成果分享者。不同于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以命运共同的世界文明观逐渐取代“中心-外围”的国家文明观,这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创举。与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主流的带有着很强冲突倾向的世界秩序理论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便于营建合作伙伴关系,而“共建”可以激发治理积极性。这里包含着两层逻辑:一是身份认同,构建伙伴关系,并在这一身份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治理”;二是行为态度,从“消极主权”演进到“积极主权”。反映在国家与全球公共事务互动的态度中,积极参与是“国家主动地参与全球共同体事务,并以全球公共问题解决为核心展开积极行动的一种态度”;消极参与“则是国家被动地卷入全球事务中,并在多数同意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全球规范的一种态度”。如果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参与到全球治理、制度设计和实施中,其身份重塑和行为态度将发生由“被动接受”到“积极实践”的转变。

  (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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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 张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