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现代经济学”?

2019年05月10日 09:30:36
来源: 《红旗文稿》2019/09 作者: 简新华

  到底什么是“现代经济学”?是否只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接轨”是什么意思、中国是否应该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些是我们现在学习、创新、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必须弄清的首要问题,否则就难言创新、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概念的误区

  一些学者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认为这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经济学,主张中国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要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存在严重失误,需要加以厘清。

  现实中的确至少存在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西方经济学这样两大类本质不同的经济学,不是只有唯一的“现代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是唯一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及其科学性、合理性。

  另外,各个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各具特色,以各个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产生的经济学必然各具特色。现实中的确也存在以各个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反映各国经济特征的国别经济学。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早就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即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不是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

  的确,科学的经济学只可能有一个,其它的要么是不科学的或者不完全科学的,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史来看,实践证明,科学的经济学不是所谓抽象的“现代经济学”,更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失败的,正因此现在全世界有不少著名经济学家都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特别是在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科学的方法只有一个,但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方法,更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而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些学者所说的所谓的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只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种格式化或者说公式化的经济论著的写作方法,并不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和写作方法。

  有的学者强调中国应该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实际上是仍然坚持主张中国经济学全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化、否定和抛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二、必须纠正两种偏差

  克服上述“现代经济学”观点的误导,必须纠正两种偏差:一是在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上,存在片面强调国际化的偏差;二是在经济学的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上,存在轻思想重技术甚至玩方法、技巧、模型的偏差。

  1.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化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国际化和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

  什么是学问、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的中国化(本土化)?笔者认为,中国化就是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发展。

  什么是学问、思想、理论(包括经济学)的国际化?笔者认为,国际化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学习、引进、吸收、跟上国外先进、发达的学问、思想、理论,向国外先进、发达的学问、思想、理论看齐;二是使自己的学问、思想、理论得到国际承认,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问、思想、理论,向国外宣传,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中国化与国际化是什么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两化”都重要,两者不可偏废。既不能重中国化、轻国际化,也不能重国际化、轻中国化,两者应该并重。只强调中国化,就不能吸收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跟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的潮流、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本国的文明,也不能使本国先进的文明向世界普及、为人类文明作贡献;只强调国际化,则可能丢掉本国文明的特点和优势,还可能水土不服、损害本国文明,也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只有两者协调并重,才能既保持和发展本国文明的特色和优势,又能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跟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的潮流、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本国的文明,也能使本国先进的文明向国际普及、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方面,现在存在的不良倾向是:忽视文科与理工科的区别,偏重国际化,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向国外看齐,更加看重在SCI、SSCI上发表文章、得到外国承认、获得国际奖励。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在SSCI上发表的文章,不分质量优劣、创新与否,一律给予重奖,一篇文章最高奖金高达数万元。

  在国际化方面,文科与理工科是存在重大差别的。一般来说,理工科的理论和方法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性、政治性,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大多数都比中国先进。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却是有利益立场、意识形态、政治差别的。虽然不同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条件下的意识形态、人文社会科学会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与西方世界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本质差别。即使是属于“共同价值”的东西,对其具体的内涵、表现形式的认识或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善良、公平、正义、和平,等等,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和实际要求就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如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也要强调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必须与国际接轨、向国外看齐、得到外国承认、获得国际奖励,那就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因为,现在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是否定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成果是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肯定、表彰的。

  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的国际化,应该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中国化为本、国际化为用,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洋为中用,或者说国际化为中国化服务。主要不是与西方国家接轨、向西方国家看齐,主要应该是学习、引进、吸收国外先进、发达、有利的学问、思想、理论,在形成、发展、完善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扩大国际影响,尽可能使自己的学问、思想、理论得到国际认同,成为具有国际性的学问、思想、理论。

  2.思想性与技术性的关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器与事的关系也就是思想与方法的关系。“工”是做学问、写文章,“事”是成果、文章,“器”是工具、方法、技巧,“善”是合理、高效出好成果,“利”是掌握、利用工具、方法。“工”、“事”、“器”、“善”、“利”到底什么关系呢?“工”的目的是“事”,首先要有“器”,但器是为事服务的。

  经济学的思想性与技术性,也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方法性,做学问、写文章,两者都重要、不可缺少,应该努力实现两者科学的统一。所谓“思想性”是指经济学的研究、文章、著作、成果,必须要有思想、理论,而且思想、理论要符合实际、正确、先进、科学;所谓“技术性”是指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技巧,而且方法、技巧也要科学、先进、有效。思想性与技术性之间,也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要出好成果、写出好文章,首先要改进工具、方法、掌握、利用先进有效的工具、方法,但是思想更根本、定性更重要。因为成果、文章的实质或者核心是思想,是对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出成果、出文章,主要就是出思想、出理论。方法为思想服务,使之更准确、更严密、更科学、更好把握、更具操作性。

  中国经济学现在存在轻经济理论、重数学方法的倾向,或者说轻思想、重方法,轻学术、重技术,轻定性、重定量,轻规范、重实证,更重视方法、技巧、数量化、模型化、定量分析的倾向,甚至把统计计量方法公式化(格式化),玩计量、玩模型,成为新八股、洋八股。现在做经济学研究、写经济研究论文,有一种流行的做法:先提出假设,然后照搬国外现成的模型公式,再套上中国数据资料,最后得出简单的结论(要么是大家都知道的结论,要么是与国外一致的结论,如果不同,就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不管是否有新的经济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发现了新的规律、说明了或者证明了什么还没有被说明或者证明的经济道理、解决了什么经济问题。此类在中国留学生中比较常用的做法和文章都很难在美国主流刊物上发表,但是在国内却成了时髦、潮流的方法、高水平、现代化的标志,正在流行泛滥,这可能会把经济研究者引入歧途!

  需要强调的是,数学方法很重要,决不能轻视和否定。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学问如果不运用数学,就不成其为科学。只是主观定性分析、文字说明,空洞抽象的论述,没有图表数据、定量分析、数学证明,容易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行,也难出准确、严密、科学的思想、理论。

  经济学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学问,其理论贡献、实践贡献的最终衡量标准,应该是成果有用,能够有效解决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发展,不能像有的研究机构规定的那样,把是否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作为主要、根本,甚至唯一标准。

  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化,必须努力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上创新,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新变化,完善原有理论;针对新问题,创立新理论;依据新发展,形成新体系。在方法上创新,应该在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先实证研究,后规范研究;先个别分析,后一般概括;先分析,后综合;先调查研究,后做结论;既定性分析,又定量分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实事求是,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和教条主义。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民圣 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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