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育我沃土 常记创业艰辛

2019年09月09日 10:28:57
来源: 《红旗文稿》2019/17 作者: 鲍世修

  1959年,中央军委要求全军中、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军事著作以提高自身军事理论素养,但当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读本,所以要组织专人译编。这一任务便落到刚成立一年的军事科学院身上。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军事著作翻译与研究的。

  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落脚于研究。这是叶剑英院长对全院翻译人员的一项最基本要求。在军事科学院成立初期,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即认为我们来院是干翻译的,搞研究是别人的事。叶剑英院长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在一次对翻译人员的讲话中,专门谈了翻译与研究的关系。他说,翻译本身就是研究,翻译任何时候也离不开研究。在军事科学院搞翻译的人,要做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落脚于研究。搞翻译的人都有较高文化程度,能直接通过外文接受和辨析外来的东西,最有条件从事研究工作,也最有能力搞好研究工作。叶剑英院长这三点看似浅显实际富含哲理的讲话,既是对翻译在科学研究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又是指引翻译人员通过走译研结合的道路发展自我、刻苦成才的金玉良言。当年的一些翻译人员,正是按照这一恳切的指引,走上了军事科研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

  叶剑英院长提出:搞科研要实事求是,就是研究问题要有客观的态度。要敢想,敢说,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大前提。搞研究还必须有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就是会想,会说,会做,研究人员所应当毕生追求的“独创”,正是靠走“三会”的道路达成的。叶剑英院长经常勉励军事科研工作者要以苦字当头:应有的修养要苦修;应有的本领要苦练;应具备的知识要苦学;应干的工作要苦干。他还说,研究学术,必须下苦功夫,有旺盛的求知欲。叶剑英院长对我院科研人员的每一次讲话,都是寓意深刻、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牢固地印刻在大家的脑海里,长期地发挥着它那无形的教化作用。

  我在军事科学院多年,除叶剑英院长外,让我日后成长受益良多的还有不少热心师长领导。后来接任院领导位置的宋时轮院长,他主持科研工作的魄力与要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落实中央军委加强高中级干部军事理论教育的指示,军事科学院曾先后三次翻译选编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文集)。这都是在宋时轮院长(60年代是副院长)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他在主持选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集这一院重大科研项目中所表现出的巨大魄力和严格要求,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种最生动、最直观的工作引导和示范,让我们受益不少。

  宋时轮院长对军事经典著作的译校质量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他在领导选编工作过程中,常向译校人员反复叮咛:译校军事经典著作,必须慎之又慎,搞错了是会死人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高度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广大读者的极端负责。他多次指出,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搞耸人听闻,随便吓唬人,而是从经典著作译校工作的高度严肃性出发的。党章和国家宪法都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主张,从原则上说,我们都是要照着去做的。如果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做错了事,有时还可以进行纠正和弥补,但如果在战争领域出了差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因此,从事军事经典著作译校工作的人,必须十分(九点九分都不行)小心谨慎,不仅文字要搞得非常准确,就是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

  宋时轮院长关于保证译校质量的讲话,在我们译校人员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使跟随他做事的同志,在工作性格的养成上获益良多。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责任编辑:李泾一 高天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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