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稳定和供应链畅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疫情初期防疫物资短缺和生产停摆，到目前仍未缓解的疫苗供应不足和制造业“缺芯”难题，不少国家开始警惕“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供应链风险，更多从兼顾生产效率和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链配置问题。与此同时，疫情还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企图把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调整异化为政治对抗手段。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此，必须在准确把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着力补断点通堵点，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确保安全稳定。
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化的趋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跨国公司把产业链中的各个制造环节，按成本效率原则外包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形成了基于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资源和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由于地域分布过于广阔、链条环节过于繁多、库存控制过于严格，在疫情冲击下充分暴露出了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足的缺陷。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新变化。
在产业内水平分工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产业垂直整合力度。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仍然会坚持全球产业内水平分工。但为了提高抗风险能力，地域分布过于广阔的产业链供应链可能适当收缩，重新整合生产环节。在距离最终市场较近的范围内，把每个生产环节集中在比较优势相对突出的区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节点由广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单个企业转变为若干产业集群。
更加注重兼顾成本效率和安全性，形成分散化的多中心格局。各个主要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在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时，不再只是考虑成本效率因素，而是更加兼顾安全稳定。通过提高供应链的冗余度，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可能会出现若干个相对分散的世界制造中心，而不是一个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产业高度集中的“世界工厂”。
部分重要产业可能本地化，在国内形成产业链供应链闭环。为了鼓励企业回流，时任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曾提出，允许企业回迁成本在当年进行100%费用化处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曾表示，考虑让那些对一个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生产回归日本。尽管上述表态具有政治考虑，不大可能大面积实施，但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很可能加速本地化进程。同时还需要警惕部分国家在部分高技术产业推行“去中国化”的可能。
全球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可能削弱部分国家劳动力优势。产业链供应链由更广泛的全球水平分工转向区域相对集中的产业集群，加上冗余度提高和部分产业本地化，全球制造业整体成本可能上升。为了降低成本和加强协同，产业集群内各成员可能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发达国家回流企业也将利用各种智能制造技术，以弥补人力成本高的劣势。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着力点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独立完整、融入全球的现代工业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表现出了强大韧性。但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层次不高、核心技术不强、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不安全的隐忧也显现出来。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不仅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的短期冲击，还要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长期挑战。因此，要重点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活力和红利。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源环境成本不断上升，我国传统产业链集群依赖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被削弱。由于要素流动性不足，各类要素难以高效地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结构布局优化、核心技术增强和抗风险能力提升。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调动生产要素的活力和红利，让劳动力、技术、土地、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
以新发展格局为依托，强化我国产业链的集群优势。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深度调整的重要方向。要围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调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中国制造2025》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制订我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战略纲要，从产业链技术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体系设计、人才队伍培养、组织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全面对接区域发展战略，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国内产业链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强化集群竞争优势。
依靠核心技术突破，补齐产业链创新短板。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水平较美日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基础配套能力、高端制造装备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核心基础元件、产业技术基础、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受制于人。2018年，工信部统计，我国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为此，必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政产学研合作优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大幅度提高“工业四基”能力，加快补齐产业基础短板。
聚焦国家战略制高点，推进产业链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显著特征。产业链现代化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要主动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构建“5G+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调耦合的数字化产业链体系。以“链主”为关键节点搭建系统匹配、标准统一、口径一致的全域链数字化平台，构建全域产业链协作系统，提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整体数字化建设水平。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通影响产业链生产效率堵点，发挥产业链数据资产的治理效能。加强产业链信息资源协同，增强产业链整体韧性，提升产业链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数字化应急管理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补断点通堵点的财政金融配套政策
全面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一个综合性任务，需要综合施策形成合力。要围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完善财政金融政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加快产业链供应链补断点通堵点，协同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升级。
以强化提升产业链韧性为目标，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转变以企业类型划分政策支持对象的财税政策制订思路，以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战略导向为依据，设计制订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财税政策支持方案。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为依托、以产业链中的“链主”企业为重点，打好政策组合拳，统筹运用税收优惠、研发补贴或加计扣除等财税政策工具，鼓励产业链企业围绕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加大研发创新力度。通过适当增大折旧比例、缩短加速折旧年限或允许直接费用化处理、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方式，引导企业提升产业链发展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水平。
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倾斜，优化产业链金融服务。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以提高授信额度、降低融资门槛、提供保险增信等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统一推行批量化链式服务模式，选取重点供应链核心企业及上下游客户，制定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配套形成一条覆盖全产业链环节、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线，打通复工复产的资金链堵点。针对供应链融资依托核心企业、业务自偿、闭合运行的特点，在业务准入、担保增信、异地用信、贷后管理和风险计量等方面配套差异化金融政策。积极探索成立产业链创新研发担保基金，为上下游企业创新提供金融保障和政策支持。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