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自2010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以英国“脱欧”为标志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欧盟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
■ 二战后，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苏、从根本上清除战争祸根、实现永久和平，一部分欧洲国家作出了走“一体化”道路的选择，希望通过经济联合达到政治结盟，把德国牢牢地纳入一体化规则和机制之中。1951年，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西欧6国正式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 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政治制度下，欧盟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与政治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为了选票，执政精英无法真正解决不合理的体制问题；改革无望，又让选民进一步失去对传统执政者的信心。
■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崛起，是西方政治制度陷入困境的必然结果。他们借助中下层民众以及来自种族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向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中左翼政治势力发难，掀起一个个“黑天鹅”事件。
■ 冷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没有民众的支持，欧盟将没有前途；要挽回民心，必须有能力带领欧盟经济走出困境，必须妥善解决社会问题，但这一切都需要欧盟进行深刻的自我改革。然而，在现行民主制度安排下，真正的改革只是一句空谈。可以说，正是西方政治体制关上了改革的大门，从而也封闭了欧洲重振雄风的道路。
自2010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难民危机愈演愈烈，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以英国“脱欧”为标志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欧盟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欧盟“生存危机”的背后是欧洲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可悲的是，许多欧洲人虽然意识到了问题根源所在，但却无力提出解决的办法。
一
二战后，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苏、从根本上清除战争祸根、实现永久和平，一部分欧洲国家作出了走“一体化”道路的选择，希望通过经济联合达到政治结盟，把德国牢牢地纳入一体化规则和机制之中。1951年，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西欧6国正式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60多年来，从建立欧洲共同体的《罗马条约》到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规划欧洲政治联盟的《里斯本条约》，欧洲一体化步步推进，至今欧盟已有28个成员国。欧盟的问世为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已是拥有5亿人口和统一货币欧元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是多极化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
近年来，欧盟的发展却深陷多重危机。2010年以来，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严重冲击了脆弱的欧盟经济，欧盟实力整体性下降。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欧洲遭遇的最严峻的安全挑战，欧盟国家陷入同俄罗斯直接军事对抗的“新冷战”。2015年初以来，欧洲遭遇了空前规模难民潮的强烈冲击，欧盟一筹莫展、陷入分裂局面；同时，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发生多起重大恐怖袭击惨案，欧盟国家成为恐怖组织主要袭击目标。
欧洲一体化道路也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欧盟内部分离主义倾向加剧。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举行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国家集体反抗欧盟的财政紧缩政策，威胁退出欧元区。难民危机中，中东欧国家坚决抵制欧盟的“难民分摊计划”，各国纷纷关闭边界，要求中止《申根协定》。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欧，欧洲一体化遭遇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挫折。同年12月，意大利就伦齐政府提出的修宪计划进行公投，结果遭到多数民众否定，伦齐被迫辞职。表面上看，民众否定的是伦齐的修宪计划，实际上表达的是对意大利政府“欧洲主义”政治取向的不满和拒绝。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曾深刻指出，“欧洲的头号风险是脱离人民，重新挽回怀疑欧洲、反感欧元的民众的紧迫性应排在难民问题、恐怖袭击或俄罗斯问题之前”。
德国《世界报》指出，“欧洲从根基上开始动摇，欧洲合作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显现出欧盟作为整体失败的迹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惊呼，欧盟出现了“生存危机”。
二
欧盟呈现出多重危机并发的困局，实际上是西方民主制度丧失生机活力的反映。正如法国知名学者让·盖雷所指出的：“民主制度遭遇的危机，实际上是各种危机的源泉。”
选票至上，改革成为不可触动的雷区。美欧发达国家利用其主导的全球化控制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和财富，但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大资本家和所谓精英阶层。随着制造业、资金、技术、工作机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欧洲传统支柱产业不断萎缩，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在全球化中失去竞争优势，债台高筑、失业率高企、社保赤字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接踵而至。欧盟采取紧缩措施、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协调和监控体系等具体行动，在缓解债务危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法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等根本问题。欧盟各国的根本出路是改革。然而，进行深刻变革就要伤筋动骨，就要触动民众的实际利益，甚至触动某些财团的既得利益，这正是各国执政者们的软肋所在。执政者对改革的必要性心知肚明，但都没有勇气从国家利益出发来推动改革。一些政客甚至不顾国家长远利益而竭力迎合广大选民、屈服工会组织压力、迁就利益集团要求，因为这些群体决定了选票，也就决定了执政党的命运。“谁改革谁下台”令许多政治家对改革望而却步，改革成为不可触动的雷区。事实上，民众并不是真正反对改革，而是反对让他们“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买单”。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政治制度下，欧盟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与政治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为了选票，执政精英无法真正解决不合理的体制问题；改革无望，又让选民进一步失去对传统执政者的信心。
价值观输出，最终反受其害。“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国家打着“民主改造”的旗号进行军事干预，欧盟国家以“保护的责任”为由冲在第一线。2011年初，法、英等国率先对利比亚发动空中打击并最终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爆发政治动乱后，美欧把巴沙尔总统作为独裁者加以打击，并试图扶持反政府力量取而代之。然而，美欧的干涉政策并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民主的曙光”，反而产生了始料未及的两大灾难：一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离利比亚、叙利亚，通过非法途径涌入欧洲，强烈冲击欧洲社会；二是中东持续动荡造成“伊斯兰国”崛起，而“伊斯兰国”则把恐怖袭击的目标对准了欧盟国家。欧盟国家参与制造和加剧了中东地区的战乱，最终只能吞下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的苦果。
搅乱乌克兰，欧洲安全遭遇威胁。乌克兰对俄罗斯是安全攸关的最后防线，美欧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把乌克兰拖入西方阵营。欧盟直接插手基辅的“街头政治”，导致乌克兰政权更迭。西方国家搅乱了乌克兰的政局，俄罗斯则趁势“收复”了克里米亚，同时直接军事干预乌克兰东部局势。此后，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对峙逐步升级，欧盟则被推到了同俄罗斯军事对抗的最前沿。欧洲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完全是其盲目追随美国对俄政策、搞价值观输出，最终反受其害的恶果。
滥用公投，民主选举随意而虚伪。全民公投作为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本是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和修正，但近年来却频繁扮演欧盟国家政治决策的主角。公投表面上强调民主和民意，实质上早已异化成为政客手中的工具，成为有悖于民主的政治游戏。英国公投就是时任首相卡梅伦玩弄的政治把戏。执政的保守党内部以及反对党存在强大的“疑欧派”势力，对卡梅伦执政构成严峻挑战。卡梅伦不愿开罪“疑欧派”，于是决定公投。此举一石双鸟，既不承担脱欧的历史责任，同时增加同欧盟讨价还价的筹码（欧盟果然开出优惠条件以挽留英国）。是否留欧，这本是个复杂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反复论证才能作出准确判断。把这样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交给信息不对称且没有任何国家治理经验的民众进行表决，是很不负责任的。这次公投最终“脱欧派”以51.9%微弱多数获胜，这一充满偶然性的结果，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值得质疑。西方选举政治的随意性和虚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公投热”已经蔓延至整个欧盟国家，希腊、丹麦、荷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近期内也就不同问题举行了公投。公投事实上已经成为执政精英们无力巩固权力或需要烟雾弹时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而这一切都隐藏在民主精神的背后。滥用公投，一方面使民众对选举政治失去兴趣和信任，另一方面，公投易被部分极端偏激的民意所裹挟和绑架，使有利于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治理行动被耽误和搁置，国家实施有效治理步履维艰。
三
2017年是欧洲“选举年”，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都将举行大选。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的背景下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示范效应下，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旗号的极右翼党派可能在一些国家获取最高权力，他们声称一旦掌权将决定退出欧盟。有媒体预测，2017年欧洲将面临更大的“政治海啸”，欧盟面临“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崛起，是西方政治制度陷入困境的必然结果。他们借助中下层民众以及来自种族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向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中左翼政治势力发难，掀起一个个“黑天鹅”事件。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社会中下层对贫富分化和公正缺失的不满，是“人民开始对成熟民主国家提供称职治理能力丧失信心”。伴随外来移民、难民的持续涌入，欧洲族群间的文化、宗教矛盾日益尖锐，原有的“欧洲认同”逐渐被抛弃。而政治精英们在“尊重多元”“人权高于主权”等“政治正确”的大帽子下，不愿认真思考并解决移民、难民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内部对立情绪不断加剧，成为极右翼思潮和反欧情绪滋生并持续蔓延的温床。
法国被认为很可能成为下一只“黑天鹅”。近年来，法国经济复苏迟缓、失业率居高不下、恐怖袭击接连发生，但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都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始于2016年3月、席卷法国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正是民众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社会治理的不满和对现行体制的反思。广大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也失去了通过选举更迭政府来改善国家治理的期望，于是把目光投向“体制外”。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参加总统大选人气旺盛，民意指数飙升，被认为很可能成为“法国的特朗普”。对于法国极右势力的膨胀，传统政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次大选，左翼社会党内一片混乱，参加竞选者众多，为了个人上位而相互拆台，哪里顾得上一致对外；右翼保守党为了争取选民，竭力在政治取向上向极右靠拢，反而给“国民阵线”造了声势。法国左右两党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较量，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西方多党制政体的弊端暴露无遗。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个体制把“体制外”的玛丽娜一步步推向国家权力的顶峰。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崛起已成为普遍现象。德国选择党在2016年9月的首都柏林地方选举中，首次闯入柏林市议会；在12月柏林圣诞市集恐怖袭击事件后，其支持率达到新高。英国独立党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跃升为英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在2013年成为众议院第一大政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又夺取了罗马和都灵两大城市市长的宝座。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极右翼政党也在不同程度颠覆着各国的传统政治格局。即便这些政党不能上台执政，但在议会席位的增加和影响力的上升，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沉重打击。
冷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没有民众的支持，欧盟将没有前途；要挽回民心，必须有能力带领欧盟经济走出困境，必须妥善解决社会问题，但这一切都需要欧盟进行深刻的自我改革。然而，在现行民主制度安排下，真正的改革只是一句空谈。可以说，正是西方政治体制关上了改革的大门，从而也封闭了欧洲重振雄风的道路。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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