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57个国家代表相聚北京，举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对亚投行的成立给予高度评价，对其发展寄予厚望。一年多来，亚投行细致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实现了高起点运作。截至2017年8月，亚投行成员数量已达80个。为深入了解亚投行创建、运营的有关情况及未来发展方向，本刊记者采访了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
记者：创办亚投行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金立群：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合作共赢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这一倡议迅速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习近平主席这一倡议取得巨大成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战后70多年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增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深入推进，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安排的要求更加迫切。目前一些有全球影响力的多边开发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均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虽然这些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扶贫、环保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但总体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构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不足；一些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愿意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因此，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广泛参与并拥有足够话语权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是大势所趋。
其次，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理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有更大能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现在中国发展了，也需要回报国际社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再次，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亚洲国家储蓄率较高，有大量闲置资金，但是难以形成可以有效利用的资金，需要有新的国际开发机构作为中介，将社会资金盘活，从而为基础设施建设动员更多资金。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对建立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有意愿、有能力、有需求。我们也要看到，亚投行能够应运而生首先得益于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敢于担当，抓住机遇。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同心协力、顺势而上，保证了亚投行的顺利筹建。
记者：亚投行的创建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金立群：多边开发机构在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方式。进入21世纪，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感到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全球治理体系也未能充分反映他们的意愿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改革迫在眉睫，建设新型国际机构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领导人倡导创建由发展中国家作大股东的多边开发机构，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亚投行除了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外，还有其独特的重要意义。
亚投行的成立为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在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唯有亚投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同时包括大量发达国家成员的机构，这一独特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在这个多边开发机构中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的生动体现。各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主张的是开放、包容式发展，不是我赢你输、赢者通吃。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惠及其他国家，也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也充分说明，中国愿以国际社会熟悉、认可和通行的方式参与国际合作事务，并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与义务。
亚投行的成立必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亚投行的创立不仅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在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内部也引起不小震动。外界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就通过的改革方案终于在2016年得以实施、人民币成为该组织一篮子货币、世行和亚行正在酝酿的政策调整和改革，与亚投行的成立不无关系。控制现有国际机构的西方大国日益明白，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多边合作机制需要改革，否则发展中国家可以另辟蹊径。当然，亚投行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不是要挖其他机构的墙脚，而只是试图探索一条新的途径，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这一作用已初步显现。
记者：亚投行的定位和主要使命是什么？它与“一带一路”是什么关系？
金立群：亚投行的定位，是具有21世纪治理水准的国际多边机构。作为国际机构大家庭中的一员，既要一脉相承，又要与众不同。亚投行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感召力，五大洲国家纷纷申请加入，主要原因是其秉承了国际多边机构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展示了新的特点，有不少创举，敢为人先。亚投行没有完全照搬照抄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而是在遵循国际准则的同时，吸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
亚投行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为其成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参与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实践，与各成员一道，探索和总结最适合本国本地区的融资方法和经验并加以复制、推广；亚投行自身也能够通过这些实践不断改进和完善。另外，在政策层面上，亚投行将推动各成员协调对接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不断总结和吸取最新发展实践尤其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成为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改革完善的重要力量。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是中国首倡，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但使命不同、各有侧重。亚投行是多边开发机构，是按照国际机构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运作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更广泛机会，只要是符合亚投行标准的“一带一路”项目，我们都会理直气壮地给予支持。亚投行等五个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已与中国财政部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时，亚投行的任务不只是投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认为办好亚投行，也同样要遵循“行稳致远”和“顺势而为”的原则。
记者：作为首倡国和最大出资方，中国在亚投行的筹建和运行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金立群：中国政府在创建亚投行过程中体现了高度、力度和气度。“高度”是指中国的立意和起点高，要把亚投行创办成具有21世纪治理水平的国际一流多边开发机构。现有国际机构的优点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对于他们多年来积累的历史问题，要加以分析，不适合之处果断舍弃。“力度”是指中国政府对亚投行的大力支持。中国是亚投行最大的出资国家：根据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比重的股份分配原则，中国出资约占1/3，另外还提供了赠款，用于对低收入国家技术援助的特别基金。在所有创始成员通力合作下，亚投行从2014年2月成立专门工作组到2016年1月正式开业，不到两年时间内完成筹建，并立即开始提供贷款。“气度”的核心是中国不以老大自居，在整个筹建过程中，始终坚持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平等待人。亚投行成立之后，尽管中国人当选行长，在其职责范围内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但一切以所有成员和亚投行整体利益为重，不谋一国私利。
亚投行从一开始就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自觉接受监督、不搞“一言堂”。亚投行建立了高标准的机构治理制度。重大事项都是经过专门委员会讨论，达成一致，最后由行长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我们依靠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意志；是民主决策，而不是个人独断专行。但是，行长是要有担当的，重大问题不能久拖不决。如果遇到关键问题达不成一致，可以由行长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可以使亚投行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至少不犯重大错误，从而确保亚投行长期稳定运行。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但管理部门利用现代化通讯手段，随时向董事会通报情况，董事会可以就重要事项发表意见，起到实时监督作用。一年多来，上述原则均得到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协同合作的机构文化正在逐步形成。
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学我们一贯反对的霸道行为。我们一再声明，中国强大之后，也不搞霸权。亚投行就是一块试金石。中国如何当好亚投行大股东的角色，最能说明问题。言必信，行必果。中国要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成为典范，亚投行是我们走出的重要一步。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期盼着，中国能否和怎样承担更多义务，能否有更多担当。他们也在观察，中国会通过何种方式方法体现其领导力，中国的领导与别的国家的领导将会有什么不同？亚投行既然是中国倡导建立并由中国人担任首任行长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就一定要不负众望，办好亚投行。成立一年多来，中国政府践行诺言，严格按国际惯例行事，从不干预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国虽然是最大股东，但和其他成员一样，通过董事会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参与亚投行大政方针的制定，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切重大的政策决议都由董事会讨论决定，管理部门严格执行。可以说，在亚投行这个例子上，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已经建立起无可争议的公信力。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近期先后给予亚投行3A最高评级就是有力的印证。
记者：亚投行成立至今，“朋友圈”越来越大。您如何展望亚投行的发展前景？
金立群：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创办并领导多边开发机构，开局良好。在筹建期间，习近平主席就指示我们一定要按国际标准管理好亚投行。根据习近平主席这一要求，我们提出了“简洁、廉洁、清洁”的亚投行核心价值观，得到当时所有国家的认同。“简洁”是指亚投行机构精简，办事和决策程序民主、高效，最大限度避免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程序繁多，同时在内部又要有制衡和监督机制。“廉洁”就是对腐败现象零容忍，高管都要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一经发现，立刻处理，立即纠正，绝不姑息。“清洁”是指亚投行的投资与贷款业务要严守环保标准，不仅不能破坏借款国的环境，而且还要通过项目建设来改善当地环境。世界主要媒体对亚投行成立一年多来的成功运行给予好评，并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打消对亚投行的疑虑”。所有这些都证明，创建亚投行是中国政府进行的一次众望所归的成功实践。
亚投行是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多边机构。有两项政策最能反映其先进性：一是专业人员全球招聘，本着择优录用的原则，不分国籍，对所有国家的专业人员一视同仁；二是项目采购实行国际竞争性招标，对来自所有国家的投标的企业开放。还有一个正在形成的特色就是，亚投行更积极、更主动地与所有机构合作，不端架子、不图虚名，只要这件事对借款国和亚投行有好处，我们都愿意合作。目前为止，亚投行已经与主要多边开发机构签订合作备忘录，并在贷款项目联合融资方面开展了务实合作。我相信，只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兼容并蓄，就一定能办出一个具有21世纪特色的银行。这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期望，也是亚投行各成员对我们的期望。
当前，我们的管理经验还需要积累，我们的高端人才储备也显不足，这些都需要花时间、下大力气才能补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坚持按国际规则办事、能否团结大多数国家、能否平衡长远与现实利益等。这些都将考验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会一如既往，把各种批评当作不断改进工作的动力，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不断完善。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更加自信。在亚投行章程谈判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谈判代表对我们表示祝贺，他们非常高兴能够共同拥有亚投行，并表示期待中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管理好这个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当时我感慨万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雪百年耻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中国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我坚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的坚定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前进路上的各种障碍，把亚投行办成一个具有21世纪特色的多边开发银行。我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作为结尾：“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刊记者：王 寅 旷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