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推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推动我国发展加快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 着力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是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
■ 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要求摒弃以往围绕规模和速度做文章思维和做法，针对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着力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 要着力解决创新要素“脱实向虚”问题，积极推动经济去杠杆和风险的有序释放，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消除金融和房地产的“虹吸效应”，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
■ 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打破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明确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强调“七个坚持”，为推动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盛来运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指明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好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做好2018年各项经济工作，都要以此为基本依据。
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推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推动我国发展加快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
经济增速平稳换挡。1979—201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年均增长7.1%；2017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6.8%，连续11个季度运行在6.7%—7.0%之间。
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2013—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6.7%提升到51.6%，而工业占比由37.4%下降到33.3%。
需求结构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4.6%，比2012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22.4个百分点。
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向内涵转变。2012—2016年，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速超过10%，比规模以上工业年均增速高4—6个百分点；网上零售额持续保持30%左右的高速增长。
发展目标由重视GDP转向更加重视民生事业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12—2016年，年均新增就业1300万人以上，近6000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0.2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4年下降17.9%。
以上积极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不断提高，正在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迈进。
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扶贫脱贫、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亟待补齐。产业、行业分化现象凸显，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仍不到70%，有色、化工、建材、纺织等传统行业调整的压力仍比较大。
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的问题。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以技术、技能、知识等为要素的质量竞争型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7%。
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贡献率低的问题。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1%，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2.40%的强度；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与创新型国家70%以上的贡献率还有较大差距。
一些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的问题。从国际看，我国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风险考验；从国内看，财政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隐患仍在积累。
以上问题说明，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凸显，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着力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是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把创新放在首位，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继续引导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调整转型中出现的新趋势，解决好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新机遇，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新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实现社会和谐共享发展。
建设“四个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其中，实体经济是主体，科技创新是动力，现代金融是支撑，人力资源是保障，四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必须协同发展。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增强经济质量优势。要把科技创新放在产业体系建设的首位，使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升级持续而强劲的动力。要加快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现代金融业，促进资金“脱虚向实”，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便捷、功能多样、成本合理的融资服务。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培养和造就一批新时代的高素质领军人才和产业大军。
构建“三有结合”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障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有效发挥。
坚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只有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主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事关经济建设全局的政策安排和制度设计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要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这就要求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将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二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要求摒弃以往围绕规模和速度做文章的思维和做法，针对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着力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就要求既要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又要加快推动形成新动能，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还要更加聚焦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新时代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新的任务与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领域广、影响范围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新的任务、新的对象、新的方向、新的路径。在任务要求上，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物质和文化产品供给与制度和政策产品供给并重，从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两个方面合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问题对象上，要改变以往主要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政策思路，将聚焦点转到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上。在主攻方向上，以往立足于需求侧管理的短期“对冲性”操作不再是主要选项，主攻方向要调整到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方面，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为根本目标。在实施路径上，要从以往主要依靠政策层面的调整，转到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已与以往大不相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秉持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要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操作，落实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上。比如去产能，决不能把去产能混同于“去产量”，更不能一味仰仗政府的行政干预。要认识到产能过剩是当前阶段我国经济所有矛盾和问题的总根子，去产能也必须立足于市场调节，把着力点放在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上。又如降成本，要认识到当前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供给质量，减税降费决不能走以往的“借钱”套路——通过扩大赤字、增发国债支撑减税降费，而应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税费负担的降低腾挪空间，使资源配置格局向真正有利于企业的方向调整。再如补短板，决不能简单复制以往“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操作，也不能单纯从保增长、扩投资入手。要认识到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此长彼消是产业结构的规律性变化，认识到保障民生兜底是亟待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将补短板的着力点放在服务业特别是以教育、医疗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上。
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赵昌文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载体，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主战场。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性工程。
把各种要素调动好、配置好、协同好，形成一个适应技术变革的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发挥科技、资本、劳动力与人才等生产要素协调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每一种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配置结构的优化，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使经济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资本配置优化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人力资源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协同性，造成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不协同。主要是科技创新成果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不够，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造成一方面诸多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同。主要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尽管金融体系规模快速膨胀，但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之间存在严重失衡，金融资源特别是增量金融资源难以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创新要素“脱实向虚”明显，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驱动根基遭到侵蚀。同时，“金融创新”失序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基础受到威胁。三是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不协同。主要是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主要产业领域的领军人才严重缺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亟须壮大，各类创新创业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活力尚需进一步激发，大量优秀人才涌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实体经济吸引人才困难。上述结构性失衡的存在表明，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必须从破除“协同”障碍入手。
推动质量变革，特别是要素质量变革，夯实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微观基础。生产要素质量决定着产品质量，也由此决定着产业发展质量、供给体系质量和整体经济质量。要提高人才队伍质量。我国人口数量红利正在下降，但人才红利潜力巨大，拥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需要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完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并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让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要提高金融资本质量。金融资本也有“好资本”与“坏资本”之分，好资本通过有效支持实体经济而实现价值增值，坏资本则完全在实体经济体系之外进行循环而危害金融安全，需要通过完善金融监管、抑制金融过度膨胀等方式，抑制资金空转和自我循环。要提高创新体系质量。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当前最需要的是提高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水平，真正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推动效率变革，特别是要素配置效率变革，建立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长效机制。要打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深化垄断行业和要素市场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消除地区、部门分割，清理一切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使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要把盘活存量资本和优化增量资本统一起来，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去产能原则，对产业发展空间有限甚至越来越小的“僵尸企业”加快关停并转，从而将存量资本尽快释放出来，转移到更有效率的使用方向上。要着力解决创新要素“脱实向虚”问题，积极推动经济去杠杆和风险的有序释放，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消除金融和房地产的“虹吸效应”，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再平衡。
推动动力变革，特别是依靠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提供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动力保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必须依赖创新驱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还要解决好影响和制约人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激发人的活力、创造性和积极性。其中，主要是要抓住企业家、科技人员和党政干部三个关键少数，调动创业人员这个大多数，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为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不竭动力。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建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为我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是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有效的产权激励是促进市场活力、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的重要保证。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破除束缚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加强产权保护，以公平为核心原则，形成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都不可侵犯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全面保护各类产权，增强人民群众的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配置优化。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严峻形势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商品市场，但要素市场发展却相对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并存。当前，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打破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破除资源性产品、垄断行业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有效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
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统一市场、公平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的基本要求。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深化以商事制度为突破口的“放管服”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抓紧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配套制度，切实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完善各类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也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稳妥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与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既要同民营企业加强沟通联系，又要同民营企业家保持清白、纯洁的良好关系，共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是进一步强化规划的引导约束性、健全规划的科学系统性、创新规划的实施机制等，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二是进一步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前瞻性、灵活性和协同性。三是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决策与传导机制，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
责任编辑：郭斐然 张建平 侯亚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