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金融运行的空间差异保障金融安全

  正处于重要转折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我国金融业,新旧体制的冲突碰撞表现得十分明显,立足区域金融空间差异弥补视角,预防区域金融安全乃至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爆发于未然,对于全国金融的健康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现代金融是一个全国性的体系,以货币、证券等为工具,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由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进行调控。从系统论的角度,金融安全按层次应划分为宏观金融安全、中观金融安全及微观金融安全。宏观金融安全的主要标志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稳健和币值的相对稳定,尤其以币值稳定最为重要。宏观安全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体制的设计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化的渐进性、可控性及操作性因素。微观金融安全是指个体银行或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问题。很大程度上,微观金融安全是技术性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个体金融主体如何克服内生的脆弱性,在不对称信息及不确定条件下建立起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适应市场变化及制度变动,形成一系列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中观金融安全则是结构性的金融安全问题,它包括行业性金融安全和区域性金融安全两个方面。行业性金融安全是指某个金融行业的金融安全问题,区域性金融安全则是指某个地区的金融安全问题:某个地区的金融体系是否处于稳定、有序和规范的运行状态。因此,区域性金融安全既有量的概念,又具有地域特性,必须结合区域或地区经济的现实特点和背景加以研究。

  东西部地区“热”“冷”差异很大使得宏观调控的承受能力和反应能力差异很大,从而宏观调控在根据“热”“冷”波动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受到地区“热”“冷”差异的很大影响。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低使得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国家银行。银行紧缩对西部企业的不利影响远比对东部企业的不利影响大得多。东部企业的市场融资渠道多,在紧缩情况下,企业融资的调整能力较强。当宏观紧缩刚使东部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时,西部经济却已从正常增长陷入停滞衰退;而调控措施一放松,又会出现东部经济再度趋热及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

  同时,通货膨胀也具有空间结构性特征,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态都有很大差异。在宏观经济走出谷底时,发达地区的经济首先启动,投资开始增加,物价随着投资扩张及经济增长加速而上升,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随即迅速增长部门的产品需求急剧上升,就业水平也就很快提高,使区域内其他部门的工资也上升,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入使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增加并使租金提高,其结果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由于经济增长是由发达地区先启动并带动落后地区,而且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造成了通货膨胀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传递。

  这种传递的主要表现包括:第一,当经济增长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辐射时,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上升,从而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增长的一 开始就面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第二,不发达地区的产品由于发达地区的强大需求而导致出口增加,使出口部门实际生产成本上升,区内产品供给不足,因而区内物价水平上升;第三,不发达地区的产品主要是需求弹性和附加值都很低的初级产品,而发达地区产品是需求弹性和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产品,落后地区在区际贸易中的地位使发达地区的通货膨胀更容易向落后地区传递。

  因而,东部地区综合因素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使得中西部地区物价指数上升,而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调控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出现的情况远比东部复杂。当东部沿海地区处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时,用紧缩银根的调控措施即可取得明显效果。而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较复杂,治理难度大。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中西部地区经济受到东部地区经济变动的很大影响,在东部地区领先的经济高涨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物价随东部地区物价上涨而上涨。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一样,投资及工业生产受紧缩措施影响,增长率下降,中西部物价指数上升虽然可能还受着需求拉动的滞后影响,但需求拉动至少已不成为主要因素。紧缩措施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降温,产品销售市场趋淡,企业产品资金占用上升,中西部很多企业陷入困境。中西部企业对经济紧缩的应付能力弱,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低,其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更弱。困境中的国有企业要优先保证职工生活工资收入,从而生产资金用作工资及生活补贴,致使生产资金更加紧张,企业困境更加沉重。宏观调控当局为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实施紧缩政策,而实施紧缩又不能不顾及由此引起的中西部企业及职工困难加重的问题。这使宏观调控操作起来不免顾此失彼,很难做出“紧”或“松”的清晰选择。

  同时从东西部地区通货膨胀发生发展的时间差异来看,同样的宏观调控对东部地区呈现出良好的效应:过热的经济降温而经济增长调整到比较适当的水平;但同样的调控措施对于处于中度或低度增长状态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则很不适当。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中,各区域的经济主体能力不同、经济行为方式不同,用统一的货币政策会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效应。其中主要矛盾在于统一的货币政策对治理空间结构的金融活动的成本过高。因为统一的货币政策理论根据是最适度货币区,最适度货币区在区域内实行单一的货币,区域内的市场充分发展,交易正常进行,一旦发生较大的经济波动,不会引起一个地区的长期过度发展而另一个地区过低发展。在这样的区域内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成本为零。但当经济发生大的波动时,一个地区的过度发展和另一个地区的过低发展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时整个大区域内奉行的单一货币政策成本大于零。如果此时所付的成本能通过支付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转移支付是可以接受的,则区域内单一货币政策仍可继续;如果财政上的转移支付和资金转移政策仍然无法恢复原来的正常发展,则必须引入一个灵活的货币和金融政策。

  正是由于制度性、体制性原因以及金融结构发展不平衡原因的存在,我国金融业在各区域的发展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协调表现。正处于重要转折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我国金融业,新旧体制的冲突碰撞表现得十分明显:市场金融的力量正在成长,但计划金融仍然残存;各种新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组织不断涌现,但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相比仍差距很大,金融制度创新的步伐较为缓慢,金融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不高;一些重要的金融总量指标有了长足进步,但金融结构优化步伐明显滞后。从我国地区经济运行层面考察,因各地区向市场化转变的程度不同,资本流向产生的地区间价格的决定性差异延伸至生产要素的行为当中,使经济活动的配置形成明显差别,远远超过实行倾斜政策所产生的地区间不同效果。

  可以看到,我国金融运行的区域性差异必然导致金融风险累积程度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基本上仍然沿袭传统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资金的内生机制和“造血”功能差,呈现“两高一低”特点,即高负债率、高利息率、低回报率,这就造成了银行贷款的投入和产出比例极不协调,大量的信贷资金沉淀和流失,不良信贷资产居高不下。目前,中西部地区银行业尤其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降,呆账贷款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中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有的高达40%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影响货币政策在地区层面上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制约区域金融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决定区域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和地区间金融资源的差异,从而决定一个地区金融核心作用的大小。立足区域金融空间差异弥补视角,预防区域金融安全乃至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爆发于未然,对于全国金融的健康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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