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当代意义

    核心提示:阐发《讲话》的当下启示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影响,而是期望能回到更多的“出发地”,直面现实生活,健全批评体系,以促进当前中国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1年了。一些人把《讲话》视作文艺界极“左”思维的总根子,3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批判和抛弃《讲话》的精神,刻意否定这个《讲话》之于人民文艺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把文学表现对象规定为“工农兵”,这种明确性恰恰突显了当下文学“写什么”的模糊性。当前,各类题材、各色人物、各种社会现象都堂而皇之进入了文学,比如洗浴中心、发廊、按摩店,吧台小姐、二奶、卖淫男女,杀人、抢劫、诈骗、乱伦,等等,可谓“乱象丛生”。但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语境中,文化所处的一种“滞差”状态,而“写什么”的模糊性不仅在某种程度回应了这一状态,而且反映了文学正进入新的转型,选材“自由”与人物“平等”呈现,可看作文学走出规训和反叛崇高的创作突破。

    相较于“写什么”,“怎么写”也是判断文学价值优劣的重要考察维度。然而,当前文学却借“自由”之名不加节制地写丑现恶,同时在“平等”的姿态下又暴露出审美精神的不平等,要么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要么一味颂扬所谓的“好”或批判认定的“坏”。文学究竟应该“怎么写”?《讲话》提出的“普及与提高”显得尤为重要,“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在当前语境中,文学正需要一种新的实践意义的“普及与提高”,既要有能被读者“迅速接受”的普及性,又要有一种温暖、善良的文学审美精神,尤其是提升人性与关怀现实的能力。

    事实上,“怎么写”的突破从根本上还要回到作家如何表现生活。不容否认,当下文学叙事反映与抨击的道德意义上的“假恶丑”和“真善美”,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的更假、更恶、更丑,或更真、更善、更美,更不用说有效展现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现实复杂性,以及揭示文化与人性深度。检视新世纪小说可以发现,像王安忆《发廊情话》、贾平凹《高兴》、巴桥《阿瑶》、吴君《菊花香》、陈蔚文《葵花开》、邵丽《明惠的圣诞》、映川《不能掉头》等,主人公几乎全是二奶、卖淫女、拜金主义者;而陈应松《无鼠之家》、罗伟章《我们的路》、林那北《唇红齿白》、葛水平《喊山》、王祥夫《颤栗》、杨少衡《林老板的枪》等,则是乱伦、黑幕、欲望、弄虚作假“当家”。如果把这种“小三”满天飞、卖淫“合法”、贫穷“光荣”等当作是生活真实,无疑是把生活简化,或对真实生活的变相遗忘,反映出的是当下文学的“低于生活”和生活能力的丧失。

    如何才能走出叙事困境?《讲话》不无启示意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就是说,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生活,而且要能动反映更具普遍性、有意义的生活。由此,作家应该有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与现实生活的能力,创作富于“生活实感”与穿透力的文学。

    要提高作家创作的实在感和穿透力,要推动文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发展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恰如文学史不是“录鬼簿”,而文学批评也并非“功名榜”,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回应现实的深层需求,既要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严肃的批判立场,又“必须以美来赎回世界:以举动之美、无邪之美、自我牺牲之美、完成理想之美来赎回世界”。但当前的文学批评过于追求“有所作为”,而忽视了罗曼·加里回答的“美将拯救世界”的意义。从这一层面上,《讲话》提出的文艺批评两个标准,尤其是艺术标准,在当前文化语境中仍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相互依存,缺乏文学性,文学便会失去美,而忽视对文学审美力量的揭示、反思与引导,批评也会失去影响和公信力。

    阐发《讲话》的当下启示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影响,而是期望能回到更多的“出发地”,直面现实生活,健全批评体系,以促进当前中国文学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11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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