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

2009.06.24 09:55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作者: 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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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华民族?这在许多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者认为可以很轻易地回答:它无非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个总称。
  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存在着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它的成员彼此可以承认是同一国家的国民,却未必在民族上认可有一个共同的总称。以往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曾几何时便土崩瓦解,它的国民从来不把自己都称为罗马民族或奥斯曼民族。拿近现代来说,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的国民,曾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南非等地区的居民,他们也从没有把自己称为不列颠民族;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国民依然把自己称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格鲁吉亚人等等,没有出现苏维埃民族之类的总称。
  可见,中华民族这个被大家认同的总称,并不是同一国家的各族人民当然拥有的名称,更不是某个人所能任意制造出来或宣传而成的名词,而有着深厚的客观依据,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一、构成民族的两个要素
  什么是民族?前人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定义,彼此不尽相同。这里不准备再就民族的定义展开讨论,只想说,能称为同一民族,一般需要具有两个要素:
  第一,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在长时间内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是某个人群由于长时期地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环境中,建立起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语言文字,从而产生有别于其他人群的一种特殊关系和凝聚力量。如果缺少这个前提,即便是同一国家的国民,却不能称为一个民族。
  第二,这个人群的成员之间,经过长期的相互沟通和密切交往,形成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包括对过去的共同回忆、今天的共同利益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否则,它只是一个散漫的人群,很难说已成为一个自觉的完全意义上的民族。
  血缘关系,看来不能构成民族的要素。民族并不等同于种族。血缘在民族构成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能起决定作用,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只由同一血缘组成的民族。倒可以说,民族一般是在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以血缘为纽带来联结的氏族社会解体后一步一步形成的。
  民族,也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否则,汉民族、犹太民族的形成等都无法解释了。
  二、中华民族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又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或者叫稳固的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多元一体”,这个看法已被学者们普遍认可。放眼世界,这种现象如果不说是独特的,至少也是罕见的。
  那么多民族能够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着它特定的主客观条件。
  先谈它的客观条件。
  看一看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土地自然地形成同周围相区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单位。它的北面是人烟稀少的沙漠、戈壁滩;西面和南面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崇山峻岭;东面是大海。在它的中间,却有一片广阔的空间。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区是三江之源。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发源于青海,横贯中国大陆的东西,奔流入海;雅鲁藏布江沿西藏南部顺流而下。长江和黄河又都有无数支流。几条大河和它们的无数支流,形成密集的网状结构。
  历来有水就有生命,就会有农业,有村落、城镇。古代人们交往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河流。中国的这种地理条件,特别是密如蛛网的众多河流,使它既在外部同周围相区隔(这种区隔自然不是绝对的),内部各个地区间又便于长时期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以至相互融合。
  同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其它三个地区相比较,可以看到:埃及主要靠一条尼罗河,两侧是沙漠,没有大的支流;巴比伦也有个两河流域,但规模比长江和黄河小得多,四周又没有大的屏障,很难阻挡其他力量进入和破坏;印度的恒河和印度河都在北部,并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流去。它们都缺少中国这样的环境条件。这也许是它们以后发展道路不同的一个原因。
  再看主观方面的因素。
  中国的历史上尽管也存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强调整体、综合、和谐,而又尊重事物的多样性,一直有着“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些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中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是几年、几十年,而是千百年。这样长久的相互交流,已经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特殊关系。长城的关口不只是战场,更多的是“茶马互市”之类的集市贸易场所。中原王朝和各族间常见的“和亲”,如王昭君、文成公主之类,不只是婚姻关系,也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的这种特点,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清朝政府是由少数满族贵族统治的,对国内各民族、包括人口最众多的汉族实行民族压迫。但是,满族入关后200多年间,经济文化以至风俗习尚已经变得和汉族没有太大差别。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过最大鼓动作用的口号是“反满”。但革命起来后,除极少几个地方有少量满族人员被杀害外,没有出现如今世界上不少地方出现的那种种族仇杀的状况,更没有“种族灭绝”现象的出现,而是很快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因素便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
  这样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靠短时期的武力征服和强权统治,而不是靠长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以至自然融合,是很难成为稳定的共同体的,更谈不上民族的认同了。而中华民族这个总称所以能为中国各族人民以至海外的中华儿女所认同,首先因为它们具有前面所说的那些条件。
  三、千百年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体上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几千年来历史的演进,后一阶段是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其实,占中华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所以能绵延不绝,成为当今世界上人数居第一位的最大民族,也是由许多原来并不相同的民族或部族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后融合而成的。
  从先秦说起。夏、商、周三代,从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大概并不是同一部族前后相续的三个朝代,而是原来并不相同的三个部族交替取得中原支配权而又相互融合的结果。夏原来在河南的中西部和山西的西南部。从考古文化来说,主要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商代的来源,以前有青州、冀州、幽州等几种说法,分别指今山东、河北和东北,而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似乎是从今河北中部南下,进入河南,取夏而代之的。它的文化,主要是对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周的情况就更清楚了:灭商以前,在今陕西的扶风、岐山一带,并且受商文化的影响很深;灭商后,才把首都迁到丰、镐。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的结果,也逐渐形成一个总称,叫做“华夏”。
  有连续文字记载的东周以后,可以看出:汉族正是由许多未必出自同一血缘的族种融合而成。这种民族大融合,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有两次,时间都长达几百年:一次是春秋战国,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同它们相对应,前一次,经过秦的统一,接着出现汉代的大帝国;后一次,经过隋的统一,接着出现唐代的大帝国。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汉唐盛世也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好,都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唐人”的名称,也是这样来的。
  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呢?大家知道,夏、商、周时期,在中原的主体部分称为“华夏”,或者叫“诸夏”,那时并没有“汉族”这个名称;在它的四周有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部族(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那时候,齐、鲁统辖的地区,就是“东夷”所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水平并不在中原地区时间相近的仰韶文化之下),春秋五霸中最早称霸的就是齐;楚、吴、越地区的居民几乎都是“南蛮”,所以楚又被称为“荆楚”,它的地域是战国七雄中最大的;秦的兴起,包容了“西戎”的不少部族,以后的力量最强,统一了中国;“北狄”的范围很广,主体留在北方,未必都被融合,但它有一部分进入中原北部,如中山就是“北狄”之国,赵并中山,也把它融合进去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也是吸纳了“北狄”的文化。没有这样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不会出现兴盛的汉朝,也不会有汉族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是大家所熟悉的。五胡是指匈奴(一部分)、鲜卑、羯、氐、羌。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考证: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的世系,并不出自原来的汉人,而是胡人。安禄山也是胡人。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更为众所周知,像胡琴、胡椒、胡笳十八拍等名词都留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没有那次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融合,也就不会有强盛的唐朝,不会有至今在海外流行的“唐人”的名称。
  我曾在云南大学看到他们绘制的一张有关中国人基因状况的图表,最初很使我感到意外。它表明:中国北方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中国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同样,中国南方汉族同南方少数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过了它同北方汉族相近的程度。这说明:不仅汉族是由许多原来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而且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的密切交往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血缘在构成不同民族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汉、唐以后,元朝和清朝都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元朝统治者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所以,他们的统治不到100年。但它也有重要的建树。西藏就是在元朝正式列入中国版图的。
  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功绩。正是它,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当我们说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割去哪些领土时,不是从汉、唐或元、明的疆域来比较,而是就清朝的版图来说的。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由满族构成。尽管满族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对有些少数民族曾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但总体来说,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康熙、乾隆对汉文化的极端重视为大家所熟知。中国历代几乎都修筑长城,来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金朝也如此。康熙皇帝却说他不修长城,而在关外的承德修了个避暑山庄。康熙晚年和乾隆每年都有五个月住在那里,并邀少数民族的王公也去那里住,一起在附近的木兰围场打猎。这一面是显示国威,一面又是联络感情。西藏的达赖五世去见过顺治皇帝,班禅额尔德尼也到承德住过。达赖、班禅转世要经过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驻藏大臣的设置,都是乾隆朝的事情。
  我们的祖先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贡献还表现在:当西方列强在“地理大发现”后走遍世界掠夺殖民地时,他们在非洲、美洲、印度等地,都是先在沿海某个口岸站住脚,然后利用当地小邦林立的弱点,各个击破,最后把它逐步并吞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也来到过中国,如葡萄牙人到了澳门,西班牙人到过基隆、淡水,荷兰人曾占领台湾38年,英国人也早来中国沿海试探过,但他们面对的中国不是那种小邦林立的局面,而是一个统一的大国,难以故伎重演。中国没有被列强分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我们不能不感谢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笔丰厚的遗产。
  四、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抗。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这个响亮口号,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甲午战败的1895年,严复写了《救亡决论》,第一次点出“救亡”那个直到抗日战争前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题。正是这种共同的命运,把中国的各兄弟民族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体。
  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最早大概是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以后,他在1905年初所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七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杨度1907年5月所写的《金铁主义说》中,更系统地论述了为什么要称为“中华民族”的理由。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被广泛地使用,是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这年三月,黄兴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就改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
  这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夺占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特权,制造济南惨案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武力强占中国的东北。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并不区别为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等。东北各族人民面对的是共同的命运,而且单靠哪一个民族都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当时流行的《流亡三部曲》中唱道:“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正是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大大增强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激起了“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高潮。在这一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呼声。这首歌唱遍了海内外有中华儿女存在的各个角落,抒发了人们的共同感情。全面抗战爆发后,更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没有任何人能够排除在外。1937年8月,巴金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呐喊》上发表一篇《一点感想》,写道:“一个人的生命是容易毁灭的,群体的生命就会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的生命连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全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
  从这样简单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到:中华民族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公认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不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也不仅有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彼此间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回忆、共同的现实利益、共同的未来命运,把他们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它是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的,因此也必将长期地存在,谁也无法人为地把它取消。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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