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因素

2009.06.24 10:29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作者: 徐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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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30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发展到2007年的24.95万亿元,增长68倍,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发展到5%以上,由世界第11位跃升到第4位;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1.67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1.52万亿美元,增长9101倍,由世界第40位跃升到第1位;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发展到2007年的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发展到2007年的4140元,实际增长6.3倍。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成就非凡。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因素很多,但关键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是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始终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它以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为主要内容,从而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又不是万能的。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它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去解决,却仍然需要通过改革及时地加以调整,否则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说,在有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需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去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去不断解决其中某些环节上存在的缺陷,使之更适合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与此同时,当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和发展战略,同它所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整个时代、世界的发展变化不相适应时,例如,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国际间的竞争相应地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的时候;当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关联性空前强化的时候;当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广泛涉及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时候;当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人类消耗能源、排放污染、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的时候,也都要求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去顺应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20世纪下半叶,苏联由盛转衰,其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滑坡到逐步丧失对美国的优势、乃至低于美国,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通过改革去除弊兴利、去适应时代潮流,那也会遭遇到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厄运。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要改革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存在弊端的具体制度即体制,因此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1987年6月一次会见南斯拉夫联盟中央主席团来访的客人时,邓小平就强调说,社会主义各国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他还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242页)在1993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邓小平年谱》<下>第1363页)
  正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基本特征,所以,在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邓小平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作为30年的创造性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之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从我国同苏联情况的对比中得到证明。有些人往往对改革开放在我国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而在苏联却酿成了剧变解体的苦果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苏联的剧变解体并不是源于改革开放,而是源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旗号下,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了,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历程,清楚地勾画出了事变的这种轨迹:
  一是把从20 世纪20—30年代形成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归结为人与政权、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与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的异化,从制度层面上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二是提出要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去纠正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具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戈尔巴乔夫这就把原先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围内实行的、作为“政策抉择”的改革,变成为要改变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度抉择”;由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推行。
  三是提出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根本改造“官僚专制制度”,接着就在把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为“犯了罪”的“集权主义”、“专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把蛰伏在地下和由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各种非正式组织一下子从地下钻了出来,1987年为3万多个,1989年为6万多个,1990年为9万多个,它们大多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在1990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以后,一下子出现了500多个政党,其中全苏性的政党有20多个,而且几乎都是以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的。
  四是从排除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到同资本主义的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思想政治上的多元论、经济上的私有化实行一体化,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又在组织上解散了苏联共产党而创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参加了社会党国际。               
                       
  我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又一个基本特征,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大胆吸取和借鉴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拓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作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实现。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遭到封锁和自我封闭、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拉大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差距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更为有效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的优点,又因为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制度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而避免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和消极方面。
  另一个典型实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又带来了诸如东南亚经济危机等负面效应的时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地权衡了利弊得失,毅然做出了以趋利弊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01页)
  又一个典型实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对凸显矛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有些国家因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爆发生态危机。经过深刻反思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大致向三个方向推进的新的发展观:一是由法国学者佩鲁提出的朝横向扩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关心文化价值的新的发展理论;二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组织提出的朝纵向扩展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发展战略;三是由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等提出的从内涵上扩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扩展自由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借鉴了所有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它们。如在朝横向扩展发展理念方面,我们党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朝纵向扩展发展理念方面,我们党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理念方面,我们党阐明了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际上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从而使我们的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反映并推进了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理念,被海外媒体称作“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
  成就我国改革开放伟业的这两个关键性因素,雄辩地论证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论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然而,歌颂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分析它获得成功的关键性原因,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结和完成,也并不否认我们在发展进程中还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和问题,而只是要强调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时要像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要把改革和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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