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

2009.06.24 15:29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作者: 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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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造成的危害已举世皆知。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却似乎对此茫然不知,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危害缺乏了解和警惕,至今仍然盲目地坚持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反而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为此,我们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作进一步的剖析。

  一、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改良或改革,而是恢复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倒退。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建立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种复兴,这些政策在十九世纪曾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竭力推动”。斯蒂格利茨强烈地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西方的社会党国际也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要求反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道路”。 

  

  西方媒体普遍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流行,归功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后,推动的反对二战后社会改良的“世界保守革命”。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曾明确无误地宣称,其奉行的政策目的是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时代”,充分暴露了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的本质,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极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从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能够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因为代表美英垄断财团利益的右翼势力将其作为谋求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它可以作为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次,它可以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自由主义是代表19世纪统治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与之对应的是政治领域的保守主义政策,国际领域中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亚非拉民族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流行,同样伴随着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崛起,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政策死灰复燃,摇身变为英美右翼政客公开鼓噪的“新帝国主义”,以及对亚非拉国家实施的隐蔽新殖民主义。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右本质茫然不知,误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搞极‘左’回潮”,殊不知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同属“极右”,旧自由主义是昔日帝国主义国家推崇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则是今日新帝国主义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而无论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都代表昔日和今天帝国主义经济利益。正因如此,陈岱孙等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美国和某些国际组织“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并不代表西方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抱有极端教条主义的态度,拒绝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存在任何缺陷和失灵,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政策和社会改良措施,因此,它同旧自由主义相比没有更多的理论创新。相反,它武断地否定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研究成果,诸如市场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存在的各种缺陷,在各种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如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因此,运用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恰恰非常不利于借鉴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研究成果。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是主张“最彻底的市场改革”,似乎是强调最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其真正目的是给予垄断财团最大限度的自由,让垄断财团在不受社会约束的条件下谋求最大私利。因此,新自由主义极大地抑制了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潜力,阻碍了社会其它阶层利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研究成果,通过政府干预改善市场经济的微观和宏观运转效率,纠正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和失灵,以争取更大社会利益。在旧自由主义时代,政府虽然普遍奉行不干预政策,但对于少数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部门,仍然存在较多的政府监管和公共企业。新自由主义甚至否定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承认的少数“市场失灵”,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也必须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自来水、医院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方案,强行对电力、供水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引起社会暴乱。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在论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时,将其称为旧自由主义的“更为极端的翻版”。

  

  由于新自由主义甚至拒绝承认关于市场失灵的经典研究成果,因而也更无法借鉴西方经济学关于此类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斯蒂格利茨将与公共物品、外部效应等因素相联系的市场失灵称为“传统的市场失灵”,而将以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代理成本、不完备市场等因素为基础的市场失灵称为“新的市场失灵”,前者仅存在于少数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行业,而后者则广泛存在于几乎一切竞争性行业之中,包括各种产品生产的竞争性行业、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等。斯蒂格利茨还深入研究了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对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科斯的产权理没有考虑到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等诸多因素,由此得出的结论仿佛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实际上应该被称为“科斯猜想”或者“科斯谬误”。斯蒂格利茨还与其它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合作研究,提出了关于政府干预改善新的市场失灵的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德定律,关于企业产权和私有化问题的斯蒂格利茨——萨平顿定律。斯蒂格利茨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研究,被誉为推翻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重大理论突破,他也因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著的考虑到现实信息因素的经济学教科书,已成为西方最畅销的权威经济学教科书。斯蒂格利茨关于“新的市场失灵”的研究成果,对于指导转轨国家进行经济改革和企业产权改革,建立规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同新自由主义存在尖锐对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指导转轨国家进行改革时根本不予考虑。倘若我们指导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受到新自由主义误导,也很难借鉴这些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和最新研究成果。

  三、新自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非福祉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方案,为了否定社会改良并复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意将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改善市场缺陷的新成果,统统贬低为过时的、低效率的和妨碍市场运转的,这样就能为垄断财团不受约束谋求最大私利制造舆论,推动公益事业部门的私有化,并控制别国经济命脉。新自由主义还借口无法解释石油危机后的“滞胀”,抨击揭示市场宏观缺陷的凯恩斯主义过时了,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所谓宏观调控和稳定政策,就简单化为政府除了控制货币供给外什么都不管。俄罗斯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宏观稳定政策,结果“放开价格、管紧货币”不仅未能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还导致了企业破产、失业猛增和物价飞涨的恶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指出,“华盛顿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凯恩斯契约’的绝对对立面”,“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顾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依然顽固坚持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过时了,控制通货膨胀与防止失业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其实,“华盛顿共识”方案中的所谓宏观稳定政策,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翻版,推行这种重新包装的过时政策必然加剧经济危机,为西方资本廉价收购、控制别国战略产业创造条件。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中国应采纳“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成功地同时治理过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证明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两者并非不可兼得,就连美国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教授,也非常钦佩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倘若我们盲目地轻信“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恰恰不是继承而是抛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西方学者对中国走“北京共识”道路成功的赞扬,对俄罗斯追随“华盛顿共识”路线失败的批评,充分说明,盲目追随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并不能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只有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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