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提升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

2009.07.13 12:53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作者: 赵维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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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觉提升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是一项战略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我国进入了大国行列,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也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中,更加显示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巨大稳定作用。当然,我们对别人的过分“恭维”一定要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我们更能理解国际竞争的激烈和相互关联性。现阶段,国际竞争并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管理的竞争,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各项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从长期持续发展的角度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日益重要,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可以说,文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谁能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谁就将取得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归根结底,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撑,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转变观念,引进资金、技术和借鉴管理方面的国际经验,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做大、做强,提高质量方面成效巨大。但这只是第一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引进是拿过来为我所用,是工具性、手段性的运用,还有关键的第二步,就是消化、吸收、改造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并运用自如地参与国际竞争,这就是走出去。第二步的任务更艰巨,消化、吸收、改造的过程既有技术性因素要改进,也有制度性因素要完善,其背后更重要的因素是要体现我们民族自身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时代特征——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包括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文化与经济的融合,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体现民族、地域文化的因素,这是国际大趋势,已为实践所证明。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坚定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性,主动把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提升我们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内涵。

  当然,提高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不是简单、生硬地在物质产品上贴“标签”,而是在经济活动中自觉把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精神理念推向世界。如“和谐”精神、“人本”思想(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环境意识)等都是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中华文化的要素,这些精神理念融入经济活动,就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积累中国式的企业文化,打造民族特色的品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具备民族文化特征,才有特色,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考察欧美(包括日本)等国的经济活动和其企业经营,我们会发现,他们各具特色,但都是以其民族文化、地域特点为支撑的。

  二、发挥文化的力量,从产品制造的大国走向思想生产的大国

  人们常说,一流的企业制订标准,二流的企业提供服务,三流的企业制造产品。这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的企业所处的分工链条的位置,体现了高端、中端和低端的档次,综合起来就是整体经济的质量和内在素质。制订各类标准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和检测器,表面上是各种技术数据的综合,实质上是经济思想、思维方式的体现,是文化层面的思维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说,制订标准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具体化的指导思想。无可争议,我们是各类产品的制造大国,从钢铁、煤炭、水泥到服装、鞋帽、日用品,以至电脑、家电用品等,都有产量世界第一的美誉,但导向性的标准大多出自他人之手,也就是说我们还处于低端的产品制造阶段。提升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就是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念,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思想,用于思考、理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性探索,制订出我们自己的标准,实现从产品制造大国到思想生产大国的转变。

  就文化自身而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可以给出很多定义。但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通常是其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是精神层面的升华和系统化。如果说经济发展是积累物质财富,那么文化发展则是提高精神修养。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是意识形态。文化的多元存在和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多彩多姿。必须看到,不同的文化其核心价值观的取向是不同的(当然也有人类文明共性的成分),存在差异性是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必须依托自己的文化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如果第一步我们是学习、借鉴别人的市场理论和工业化技术,那么第二步消化、吸收就一定要以我为主,运用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统筹探索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体现我们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这样说不是空话或套话,就当前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包括经济领域)所遇到的各种攻击和非难来看,除了敌对势力处心积虑的打压破坏之外,确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深深的误解或歧见,除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也确实存在着价值观念即文化认知的冲突。有文章说,大国的麻烦考验中国,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在掌声中前进,只能在挑剔声中走自己的路。当然,这是我们应有的坚强。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今天的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这是大国应有的风度和气派,也是充满文化自信的表现。

  上述情况表明,就经济而言,我们坚持“拓展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今天,国际环境或者说西方媒体舆论正在掀起一波嘈杂之音,其中有经济上一城一地之得失,更深层的是文化层面的碰撞(善意说是误解)。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就经济谈经济,必须以我们悠久文明的文化积淀为基础,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以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化解是是非非,让世界认识中国,塑造现代化国家的良好形象,为经济发展营造友善的环境,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开拓道路。经济的发展要有效运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文化的力量在于赢得看不见的心(人心),看不见的手与看不见的心两者看似遥远不相及,实则内在相通,其表现形态就是文化。这是提高经济发展文化内涵的另一层思考。

  三、从文化的层面解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当前,全球性经济衰退、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必须紧急应对的最大课题,众多专家学者都在努力进行研究、探讨以至反思。有的认为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是其导火源头,被视为“蝴蝶效应”的典型事例。还有的学者指出“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监管缺失、货币体系的动荡……凡此种种,都是从经济、金融的专业角度“技术性”研究,毫无疑问这是十分必须的。但我们也不妨试从文化的层面做些解读。

  人们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国老太贷款买房一栋,到了晚年还完贷款,成为房产所有者。一个中国老太积攒储蓄几十年,到了晚年成功购房一栋,成为房产所有者。利弊得失暂且不论,单从文化的角度说,其一,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体现为两种消费心理,本质上是价值取向的差异。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态,众所周知,就是过度消费,先得为快,寅吃卯粮,这是产生金融泡沫的土壤。所以“造”出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谁也说不清的“打包”债券,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和金融霸主的操控权把危机卖到全世界,别人买单,自己享用。这是走钢丝的繁荣,一旦有个“蝴蝶效应”,自然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就是遵守社会公德的规范,不能巧取豪夺。自己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挥霍,也不会骗别人的钱自己高消费(有意犯罪者除外)。所以才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老太太,就个人来说两者都无可厚非,因文化背景不同,现实中都有其合理性(当然,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车贷”、“房贷”者)。但就国家经济总体看,是美国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导致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巧取豪夺”,最大限度利用其在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获取最多资源,举债过富裕生活,一旦“戏法”失手,让全世界分担损失。

  造成全球经济“严冬”的美国大型金融企业,不管是“房地美”,还是“房利美”,或雷曼兄弟公司,都是私有性质的企业,也就是民营的,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量?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释放出的“撒旦”,企业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器,具体化就是不顾一切地获取货币,追求“货币”成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单纯地认为只有“货币经济”才是经济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陷阱。在这种企业文化(或称理念)的指导下,企业只认“钱”,别的都是装饰和掩护。这种文化土壤培育出的金融企业,千方百计要让有限资本生出无限利润——创造出“衍生工具”的花名册,编个故事就卖钱,出个主意就赢利。于是就有了“无抵押贷款”一化装就成了金边债券,再一打包就能上市变股票,无中生有地“创造”货币,靠“忽悠”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众多企业形成庞大的国际金融体系,店大欺客,非它莫属,规则由它制定,戏法由它命名,花真钱买假票,入场观看,完全是资本主义企业文化观念制造出的系统性诈骗。民众只能雾里看花,根本无法了解真相。 

  西方主流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将记录,全球经济经历了突然停顿,作为市场经济运转基础的诚信名誉扫地,各种经济指标和金融关系都显示出心脏猝死的特征,暴露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只有转变观念,抛弃旧思维才能挽救全球经济。

  面对这场危机,除了必须解决机制、系统性问题外,更需要从观念、思维方式即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反思。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学习别人的有用经验,更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坚持自己的特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是如此,绝不能盲目照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整体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已成为世界性潮流,“融合经济”的提法表明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全国22个省市区的初步调查:2004—2007年,全国各地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北京、上海等地年均增长在15%以上,中部湖南、山西、安徽等省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2007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6000亿元左右,占GDP比重达2.8%。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以北京为例,2007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992.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0.6%,已经超过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东部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集群式发展的新格局,组建了涵盖多种行业的广播影视、演艺、出版发行、动漫等文化产业集团,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链,呈现出以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为核心的园区化、集团化发展模式,衍生、辐射作用不断增强,有效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整体经济增长。(注:资料来源——2009全国文化产业发展调研报告,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发展文化内涵的必然途径。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刻,更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其一,金融危机表明,必须处理好虚拟化的“货币经济”与物化实体经济的关系,两者各行其是就会埋下祸根。“控制货币就能控制一切”的理论需要反思,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金融风暴,祸端都源自少数所谓“国际金融家”的无德运作。风险的积累有个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市场、社会不分地域地形成了高度相关的复杂经济系统,绝不能听任处于塔尖的少数“金融家”来摆布。在“加强监管”和“自由放任”之间还应建立怎样的有效制约是值得深思的。除了专业性极强的监管机制(硬约束很难全覆盖)外,是否应该考虑从文化道德层面着手建设针对性的企业文化规范,不是自律性的,而应是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的法规条款,定期评审,用公众舆论的压力制约企业的违反社会公德的黑箱运作。这可能被有些人认为可笑或没有专业水准,但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企业都不敢失去民心,再大的银行如果客户同时挤兑也会垮台。或者可表述为:让企业的“信誉资本”、“声望资本”形成可评判的“企业文化资本”(指数化)。这种设想可能天真,但确实要从文化的层面把企业这种无情感的“经济动物”人格化(文化精神),因为它们重大过失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无一例外都是由社会公众承受的,人们有权利约束它们。

  其二,人类的需求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物质上过度消费造成无止境的大量生产(企业追求盈利),无限量地消耗地球的有限资源和环境承受力,这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有限资源和无限消费的矛盾必须寻求平衡,除了技术层面的进步,减少消耗外,更应注重提升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经济活动,增加文化生产在经济总量中的位置,这方面前景广阔,潜力巨大。正如人们常说的,文化产业最环保,消耗资源也最少。它的资源是人们的生活和传统认知的积累,它的产品消费又反过来提升人的素质,塑造人的精神面貌,是深入人心的消费,其生产——消费——再生产是最可持续的循环,因此说,文化产业是前途最光明的朝阳产业。据报道,在达沃斯年会论坛上,有关从GDP(国民生产总值)到GNH(国民幸福指数)的讨论很受关注,这也说明经济发展已进入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五、让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单元和支点。当前,拓展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中国企业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市场竞争中开疆拓土,赢取胜利。自觉提高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我国企业建设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文化企业自不待言,其立足的根本是运用市场经济原则生产和提供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产品和服务。大量的其他经济类企业同样应该在拓展主业的过程中,体现中华文化的特色,成为客观上的中国文化的使者。

  从经济实践的角度说,任何一个企业,无论是从事贸易、开采资源,专事制造某一产品或提供专业服务,它在企业经营管理、产品研发、销售各个环节都与其各具特点的企业文化相关,企业文化是其发展的精神纲领,其背后是以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为基础的。美国的企业崇尚个人,日本的企业终身雇佣,德国的企业严苛精细,无一不体现其民族文化的特色。就此而言,中国企业在运行、管理、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体现中华文化要素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额外的负担或强加的任务。中国的企业就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风范,这就是中国企业的文化风格。任何企业都是由人来运作的,中国企业的主导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成长,形成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自然在企业运营中展示中国的文化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企业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看,企业是赢利的经济组织,但赚取利润不是其唯一的目的,作为社会的一员,它同时必须回馈社会,兼顾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维护其存在发展的前提。如果一个企业产品销路很好,利润很高,但生产过程严重污染环境,这是社会所不允许的;或者企业产品受追捧(比如赌博性游戏机或管制性伤人武器等),但危及社会稳定或公共安全,则法律必须禁止。凡此种种,都说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有前提的。有人说,企业只要不违法,可以不讲道德去追求利润。此说亦不可苟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法律是最低的社会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应是社会共同遵循的最高“法律”标准(差别是对违规者不以强力制裁)。因此,企业的理性追求应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履行社会责任,不是西方企业的专利,况且,金融风暴的例证说明,西方企业并没有履行什么社会责任,反而表现出欺诈本性,唯利是图,诚信缺失,把社会责任当装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应该是这方面的模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者:“和为贵”、“以礼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人者,人敬之”、“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理念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民族存在与发展的精神基础,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中国的企业固然要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成果,但不能丢掉民族文化的根基,这是未来发展的立身之本,展现中国特色的重要标志。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企业,特别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更应该是传播、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这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增强国家亲和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环节。

  (作者:文化部原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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