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和文化问题

2009.08.25 09:00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作者: 卫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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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新纪元的开端。社会主义新中国60年,是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探索和创造中前进并取得巨大成就的60年,是中国人民从奴隶变为主人的60年,是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的60年。

  这里是一个狭义的文化事业的部分成绩单:普及教育、科技和降低文盲率与婴儿死亡率;极大地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消灭和基本消灭多种恶性传染病;推进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当代高科技领域;涌现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小说、诗歌、戏曲、美术、音乐作品;在很短时间里扫荡梦魇一般纠缠中国以往全部历史的“七毒”——黄、赌、毒、盗、黑、腐、贪。1949年到1976年,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从47岁提高到58岁,同期中国从35岁达到65岁,超过韩国。2000年,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发展中国家为63岁,而同期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8岁,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人民尚未摆脱物质生活的匮乏,却享有尊严、平等、相互信任和道德的温暖。一首平实的儿歌传遍街头巷尾:“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从人民心中产生的小作品,却有一个大主题,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凝缩着勤劳节俭的风气、朴实真诚的爱、对党和政府的信赖与亲情。这种孩子、警察、1分钱的故事,旧中国完全不能想象。

  在若干成为社会进步标志的重要领域,年轻的共和国已经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走在世界的前列,奠定此后的发展根基。

  (2)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文化是民族和社会的“精、气、神”。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标识,决定了这种文化的性质和生命力。人民在精神上从被动变为主动,成为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主人,开始认识、把握客观规律并遵循客观规律要求从事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精神上首先由被动转入主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处于国家的领导地位,由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确立,这种体现在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转变,被推向整个国家和全民族,在国家政策和发展道路的层面、在社会改造和建设的层面上逐步实现。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这本身属于历史,既是历史的结果,也表现为一种历史过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新的历史进程开始了。

  (3)关于旧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区别,关于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可以援引无数正式的文献和数据,以及亲历者的回忆和学者的论证。但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亲历亲见,从一种独殊的视角,显示出令人折服的力量。

  1960年5月,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谈。他回国以后,6月9日在一个公司的宴会发表演讲,6月12日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我同毛的会谈》。在西方主流宣传用铺天盖地的谎言、捏造、污蔑妖魔化中国,竞相表演自己的无知和偏见的时候,他的看法震撼了世界。当时新华社等单位编发的有关材料介绍说:

  他30多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工作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大家团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

  (4)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于人类进步文化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20世纪的交汇点上。它吸收和改造中外文化的积极成果,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实践。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它提出并部分地回答一个历史进程的前沿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发动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的任务。

  这种启蒙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实质在于回答中国应该坚持新民主主义还是回到旧民主主义,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只能采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的方针。复辟被五四运动打倒的孔家店,不过是梦呓或闹剧。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美国当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等等,一次一次堵上中国的资本主义之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一次一次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破产。社会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历史选择,成为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8年,比较多地学习苏联的经验。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及其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问题。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则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在文化问题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些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贯穿着党的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劳动的科学精神,也是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具体方针。

  (6)一些号称学术研究的著作和反映相关历史进程的文艺作品,热衷于收罗、集中、展览党和共和国的错误,夸大甚至制造阴暗面。基本的事实却是,党和人民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使自己调整到符合客观规律的道路上,在加强团结中日益走向胜利。

  马克思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太容易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和设计,关于这种理想点燃起来的改变现存秩序的激情,往往产生在理想实现的条件具备之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出现在中国奴隶社会。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结论和新的起点,社会主义不是某种现成教条的实现,不是外来移植的产物,也不是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事业,而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创造。如马克思主义一向要求的,中国共产党最重视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党和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积累多方面的经验。别人的经验是重要的,然而自己的经验更重要。在改正错误中开辟前进道路,正是一切正义事业的常规。

  这使我们想到列宁的话:“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这种以人民历史主动性为前提的、前进中的错误,同那种怨天尤人、指责栽赃的平庸智慧相比,“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列宁选集》第1卷第7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锤炼和提高着自己,并形成新的观念和品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荡涤着人民身上的落后、狭隘、散漫和无知。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都需要适应客观世界的变化改造自己。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农民永远地告别了阿Q和杨白劳的时代,涌现出大批大批先进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具有工人阶级世界观的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科学家、技术专家、艺术家。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

  人们已经熟知中国改造清朝末代皇帝和战犯的业绩。人民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共188万人,其中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包括将领1500余名。将近200万来自敌对阵营的军人,靠共产党的政策,靠政治委员、指导员和战士们的工作,实现“灵魂裂变”,改造为人民军队的成员或者诚实的劳动者,一些部队整建制地在抗美援朝战场建树功勋,相当多的人后来孜孜追求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从未有过。

  (8)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最早的代表者,是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有大批知识分子从海外归国,都是因为他们从共产党、从社会主义身上,看到了祖国、民族和自己的希望。

  知识分子改造,首先必须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解决知识是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人民,还是来源于个人主观世界的问题,解决知识应该贡献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还是私有、待价而沽、以此向人民讨价还价的问题。新中国知识分子,走着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或陷入歧路。从山村小学的教师,到普通的医生、科技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到誉满天下的教授与院士,中国知识分子的劳动,作为中国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一部分,被载入共和国的辉煌史册。

  把一个时期有关某些具体政策的提法——这些提法往往针对一个时期的某些具体情况,往往处于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变化的过程中——绝对化为僵硬的、凝固的政治标准,用“右”或“左”的政治罪名,排斥打击对这些提法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正确意见的知识分子,是基于同一方法论的两种形式的错误。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教训和重要财富。

  (9)毛泽东同志把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工人阶级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

  取消或削弱共产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或者以强调共产主义信念的名义否定适合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它从共产党出现,就始终存在于现实运动中,指导着党和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穿于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思想、道德、行动。

  弱化、剥离、取消共产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可以接受,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可以接受,甚至希特勒也可以接受。《共产党宣言》从理论上清算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稍稍注意美国资产阶级官方文献就会发现,那里充斥着对共产主义的绝对的仇恨和排斥,却有时允许存在一种保障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

  (10)因此,在我们党提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11)社会组织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中国,中国长期落后,中国人民陷于被压迫、受剥削的境地,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在一个小农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社会主义,永远地终结了这种状态,使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组织程度,提高到现代的、超过西方国家的水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儿童团到青年团、妇联、各种群众团体和党政部门,从民兵到区小队、县大队、地方部队、正规军,把全民族的伟力、亿万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理想,组织于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无论工厂、企业、农村、学校、医院、商店,都有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组织。城市基层居民委员会和几位“小脚侦缉队”的大妈,就足以随时发现犯罪分子,保证居民的安定生活。组织起来,作为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成为国家不可战胜的文化力量。

  (12)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已经部分地触及后来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和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以人民的胜利和权利,创造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伟大成就,随后则以赫鲁晓夫以来人民被逐渐剥夺种种权利,党和政府失去人民的信赖,走向自我毁灭。这种“来自上层的革命”,成为各种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温床,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及作风的大规模输入和发动意识形态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

  (13)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文化渗透和文化改造。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曾在若干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著有《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该书写道,这种渗透和改造,在民族文化本身不具备免疫力的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一种定式:各国首都建设同西方大城市相似,学校进行西方的教育,官方流行着西方的礼仪,西方服饰和化妆品引领时尚潮流,到处培养照搬西方模式的“比照集团”。他说,当第三世界国家迫切需要自力更生和保证更多人参加争取发展的活动的时候,“西方化的诱惑,歪曲了发展的目标,把造就孤立的个人消费者作为努力的目标”,“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50、3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苏联解体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个历史性步骤,是在全球特别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详细计划的资本主义系统工程。作为它的一部分,作为它的思想基础的是,或者肢解、消蚀、削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贬低各民族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继续存在的必要性,或者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推销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或者用“融入”、“接轨”、“国际惯例”之类含糊其辞的术语,剥夺第三世界人民历史创造的主动精神和自主权,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特别是精神上的侏儒和乞丐,不知不觉地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永久地沦落于依赖的、附庸的地位。用保罗·哈里森的话来说,就是征服他们的心灵。

  (14)目前仍在肆虐全球的、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再次告诉人们,丧失自主权而依赖西方资本主义,正是第三世界之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一切苦难的渊薮。

  第三世界国家在危机面前能够依托的自身实力,比西方国家远为薄弱。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国际贷款该年上半年增长7倍,占非银行部门贷款总额的80%;捷克和波兰国际贷款同一时期增长10倍,占贷款总额的100%;这一比例在俄罗斯为50%。法新社根据这些数据指出:“新兴经济体日益依赖国外资本,因而更容易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法新社瑞士巴塞尔2008年12月7日电)在多国声称警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也说,这种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依赖出口的国家”。(安东尼·法约拉、格伦·凯斯勒:《贸易壁垒随全球经济衰退而有所加强》,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12月22日)

  难怪按照媒体的预测,经济危机中已有的输家和未来的输家,多属第三世界。美国刊物列举出的“输得最惨”的名单,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非洲和拉美大部分国家。(美国《盐湖论坛报》网站2009年1月5日)2008年底西方金融研究机构预测:“最危险”的10个国家,是巴基斯坦、韩国、印度、乌克兰、印尼、菲律宾、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南非。(龙安云:《美欧联手逼发展中国家埋单》,《世界新闻报》2008年10月24日)同时传来自信和乐观的声音:“美元是危机的赢家”。(《兄长的钱》,德国《柏林日报》2009年4月27日)。“看似不公平的是,美国这个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危机始作俑者的国家,很可能比大多数国家的损失都小”,“美国将是最终赢家”。(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政策负责人迈克尔·林德:《金融大火后的赢家可能是点燃这场大火的人》,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

  (15)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它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激化的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加给西方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一种进行控制和超常规盘剥的平台。

  西方当局不会放松对付第三世界。侵朝战争失败以后,鉴于军人士气低落,美国军方曾设置庞大机构,研究在战争中发挥“反共爱国”为核心的“人的因素”的作用。目前最常见的是货币手段。然而还有比如收缩而不是放弃军事入侵和占领伊拉克,重点转向阿富汗,阿战经费已经超过伊战。比如在格鲁吉亚、巴基斯坦、朝鲜半岛、伊朗、中国南海等地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比如以“反恐”名义在非洲、以“缉毒”名义在拉美强化军事存在。如此等等。

  来自西方的援助,西方强加的“改革”,以及政治干预、经济制裁、文化渗透、军事威胁,种种说三道四、挑拨离间、纵横捭阖、恫吓利诱、制裁封锁,目标都集中于固守与强化现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固守与强化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依赖西方的既成机制。

  问题仍然集中于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日本刊物文章把这叫做“争夺主导权”:“统治阶级控制了世界的谷物、石油、媒体及最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第三世界在寻找和创造适合自己的道路,“欧美对世界的统治正在落幕”,因此,“欧美统治阶级对此抱有危机感,开始通过一般人看不见的金融来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阻止这一趋势”。(本杰明·富尔福德:《以“谋略史观”来解读世界金融恐慌》,日本《追求》2008年11月26日)

  一切都在处心积虑中,仿佛不经意间接上预设轨道,安排得顺理成章。只要没有颠覆这一体系,只要继续在这一体系内部小修小补,或者说,只要不能获得有保障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人民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自觉的历史创造者,第三世界注定无法翻身。

  (16)中国人懂得人心向背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经济上、军事上的弱者, 在一定条件下战胜强者,是中外历史上常有的事情。井冈山打败南京,延安打败西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世界历史的意义,是文化强者的胜利。

  2004年5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提出“北京共识”。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引起世界广泛议论的热门话题。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可以预言,社会主义中国将以自己巨大的文化力量,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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