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回应针对人民币的新攻势

2010.06.25 10:00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0/12     作者: 曹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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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其情景与1985年“广场协议”出台逼迫日元升值的一幕惊人相似。我国的态度是:人民币没有被低估,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美国失业率高企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围绕逼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争论将此起彼伏。我们究竟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如何把握我国的核心利益,如何考虑和制定解决之道?

  人民币汇率问题已远远超出经济学范畴

  逼迫人民币升值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的长远战略利益。目前,中国面临的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形势。

  从挑战角度看,美国国内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只是策略选择上有所不同。其中,美国政府和国会更倾向于采用汇率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而华尔街更倾向于采用以汇率谈判压资本管制放开的策略。但在当前情况下,汇率升值和资本管制放开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欧洲、日本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国际地位、换取国际贸易中现实利益的考虑,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很容易与美国结成同盟,而且也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翻脸”。

  从机遇角度看,“多国联盟”亦有明显分歧。美国国内“三股势力”(美国政府、国会和华尔街)在国家战略层面并不一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内、国际经济问题上经常发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尤其在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冲突。欧洲、日本已经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已经认识到维护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并非最为有利;只有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和牵制,才能换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是中国提倡的多极世界的观点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和国际经贸往来范畴: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经过30年力量消长后的总较量,是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战略。所以,仅通过解释说明和阐释经济学道理是难以解决问题的,也换不来西方国家认可和同情。那么,当下的解决之道是什么?那就是要牢牢把握我国的利益主线,充分利用美、欧、日的内在矛盾,团结石油国家力量,与美国进行斗争和谈判,同时坚定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坚守利益主线

  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经济变量,如汇率、利率、工资增长率、就业率、通胀率等等,这些变量都要在经济生活的互动中取得动态的平衡。评价汇率是否均衡或利率是否合适,必须考虑其他经济变量处于什么水平。在其他变量未达到均衡时,要求目标变量达到均衡,这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如美元、日元)、固定汇率制(如欧元区内的各国家间)、联系汇率制(如港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如大部分东盟国家货币)并存,汇率政策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即使那些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仍会有各种管理措施。采取什么样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们对外实施国际金融战略、对内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手段。国民经济战略有短期、长期之分,汇率政策自然也有短期策略和长期策略之别。

  从短期策略来看,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国内经济的需要,也符合国内各方的心理感受。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尚未消除,但随着通胀预期的加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余地已较为有限,宏观政策手段的使用空间日渐狭窄。在此背景下,如果接受了美国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无疑既重创了刚刚复苏的出口产业,又会因反复自我强化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失效——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很有可能步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后尘。

  从长期策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应服务于中国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中,经济结构调整有两个并行的战略取向: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内需替代外需,以消费替代投资,引导经济重心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地域分布上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在城乡结构上由城市经济向“三农”经济转移。二是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借助已经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和超额外汇储备,完成出口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完成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完成对外投资的合理布局,使国际收入更多地来源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业,更多地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利润。以资本和技术来构建国际竞争优势,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这一国际化发展战略,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贸易、资本往来的计价和交易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既有利于构建多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会改进当前单一美元本位制不稳定的内在缺陷,为中国新的国际化战略构建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可促使中国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国际金融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者,从而保障以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战略长久实施。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汇率政策,应该包括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下管制的放开,而这两个核心领域的改革又必定伴随下一个30年的历史进程,主动、可控、渐进地进行。

  因此,我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主线为:短期策略是坚决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长期策略是构建服务于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应汇率机制。我们需要让国际社会明白:人民币不是长期固守固定汇率,但在金融危机影响未结束,市场条件不成熟时,还不能自由浮动,而未来的浮动需要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应推进。 

  利用美欧日矛盾团结石油国家力量

  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美、欧、日不是“铁板”一块,这是我们的战略机会。我们不应该对三方的矛盾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应有所作为,化被动为主动。

  在欧洲方面,当前摆在欧元区的最重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此危机是华尔街从希腊挑起的,矛头直指欧元货币体系的存亡。对这一危机的化解,欧元区自身有两个难点:一是无法借助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力量(无法与虎谋皮)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欧元区各国普遍遭金融危机重创,很难说服本国民众同意,在本身已是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要出资去救助他国的财政危机。这两点其实也是欧元的内在缺陷。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主动出手相助。一方面,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一部分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券。希腊政府为渡过财政危机,2010年4月份前需发行250亿欧元债券(或信贷支持),年底前需获得550 亿欧元的债券或信贷融资。3月初希腊发行50亿欧元政府债券时不乏国际买家,认购还比较踊跃,由此可知,实际需要我们认购的资金总额并不会太大。现代经济的货币发行脱离了贵金属的保证,因而本质是信心经济。我们支持了希腊,就能稳定南欧,就能保障欧元渡过难关。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德国财长提出构建EMF的设想,对于欧元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安排。因为当危机发生时,各国往往只顾自保而不愿相救,这就会导致危机自我强化。构建EMF,不仅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而且也避免了不得不向美国或IMF求助的尴尬。但EMF的资金如何分担是个较难解决的技术性障碍。我国可以参照认购IMF债券(500亿美元)的做法,主动认购一部分EMF债券,促成EMF的早日建立。预计EMF初期基金额度不会太大(不会超过2009年前IMF的2500亿美元的额度),而债券额度又不会超过基金份额,仍在我国可承受的范围内。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不应再拘泥于外汇储备的回报率,更不应该对欧元的困境置身事外,全球非美国家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辩证关系。

  日本方面,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压制日本的经济对策,只能逼迫日本到中国来寻找出路。此时,中国应对日本施以援手,适当增加从日本的进口,并主动促成中日之间的货币同盟。如果说,未来的亚洲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的区域货币机制(亚元)的话,那一定是中日之间联手推动的结果。亚洲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基础是否可能产生亚元并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中日联手对一项深刻影响国际货币格局的货币机制进行讨论和推动,其本身是对日本政府“脱美入亚”最有力的支持。成立亚元联合讨论机制(或论坛),建立中日之间货币互换机制,签订中日金融市场相互最惠机制等等,都是积极的信号,都可以在应对美国的货币攻击面前,发挥“化解于无形”的功效。

  此外,美元成为全球国际贸易往来的主要结算货币(占70%),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往来中占比最高的石油贸易都使用美元结算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能源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的话,美元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石油本位币”。但是美国本身并不是石油大国,美元的石油本位是建立在中东、中亚、俄罗斯等石油国家都接受了以美元结算基础上的。石油国家如有放弃美元另选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举措(如伊朗),将极大地动摇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基础和信用,从而波及其作为资本项目下的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

  要斗争与谈判相结合

  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与美国的合作、磋商甚至斗争往往成为推动国际政治与经济进步的动力。“斗争与谈判相结合,一边斗争一边谈判”,应成为今天应对美国金融攻击的策略。

  一是要妥善应对美国国债问题。我国已经持有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国企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公司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是妥善应对贸易问题。对于美国脆弱的国际收支表,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平衡的。美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内生的矛盾,它要推动出口,必然要强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而强化的结果又必然进一步吸引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强化美国的“空心化”趋势,其结果是贸易赤字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妥善应对金融问题。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美国金融产业的希望所在。对于积极支持美国对华金融战略、企图控制我国经济的美国金融机构,我们要严加防范。同时,对于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则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美国本土明确反对美国对华金融战略的金融机构也予以开放。金融资本最终要追逐利润。当外界环境逐步发生改变时,金融领域的分化瓦解策略,会形成对美国同盟的率先突破。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双方谈判的基础。此次金融危机,美元本位制内生性的问题暴露无遗,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遍及全球,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既然历史潮流是必然要建立新体系,中美两国就应该共同规划新一代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是维持美元的核心地位需要中国的支持。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以前,世界各国仍需以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核心,维持现有的国际货币机制。但我们要让美国清楚,维持这一机制的前提,需要采取强势美元的策略;在现有货币机制下,美国不可能在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都保持盈余,这必然导致各国放弃美元。

  二是“碳货币”仍以美元为主要基础,这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在化石能源居主体地位的今天,美元是“石油本位制”,或称“石油货币”。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新能源的兴起,低碳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渐加大。碳排放补偿机制的设定,碳排放的市场定价及买卖交易,低碳能源的占有和国际交易等行为,逐渐滋生出新的货币币种选择的需求。当这种选择逐渐为全球所接受时,被选择的货币就成为“碳货币”,最终成为替代“石油货币”的新的全球本位币。美、欧、日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投入,尤其在低碳经济领域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根本在此。二战后各国与美国力量悬殊,只能按照美国的意愿构建新的货币体系。而“碳货币”则是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碳货币”只与美元单一挂钩是不现实的。目前,在低碳经济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在碳交易市场建设方面,欧洲和日本已经走在美国前面。美元要成为碳交易的主要货币之一,需要中国的支持。

  三是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是多元本位货币体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是多元储备的结构,但事实上是单一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新体系既不可能延续单一美元本位制,也不可能退回金本位时代,而应该是多元货币本位制,即以几种货币同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形成多元稳定的货币体系,这也是最符合各国利益的货币体系安排。按照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这种多元本位货币体系应当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构成。

  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主线,是短期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长期构建服务于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应汇率机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将不再是资本单方向地从国外流入国内,而是流入与流出双方向的,这必然要求资本项目下开放,要求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成为国际化货币。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化后,中国可以建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机制,参与国际货币规则的制定,降低中国自身和人民币流通区域对美元的依赖,降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后,可以相应获得铸币税等收入,抵补因可自由兑换而承受的成本压力。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成本,可以由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收益予以补偿。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从时间上应该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十年左右。第一个阶段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目标;第二个阶段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资本交易结算货币的目标;第三个阶段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目标,人民币最终完全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从地域上应从周边国家入手。2010年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大部分商品实行零关税。中国与东盟各国构成了稳定的国际贸易往来关系,地区间推行人民币贸易项下的结算(第一阶段的目标),技术上完全可行。而由于二战的历史性原因,东盟各国选择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的愿望远比日元强烈。

  (作者:中信银行副行长)

责任编辑:吴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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