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改革

2011.01.25 13:00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1/02     作者: 张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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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没有政治改革怎会有中国今日之崛起?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我国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10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年以来,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30年中,有8000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左右。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做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

  2004年10月,我曾在美国《纽约时报》撰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变革》的评论文章,强调中国今日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所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内容包括: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民自治等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

  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企不分,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企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至少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

  一些人之所以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视而不见,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涉及的是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的特性。只有把握了这种特性,中国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走入歧途,中国崛起的过程才会更加顺利,更加辉煌。

  二、“文明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

  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因而也产生了与众不同的震撼力。从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历史的视角来看,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10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是一个5000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具有8大特征,也可称为4“超”与4“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由这4“超”衍生而来的4“特”: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大格局,这一切规范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

  中国的人口、疆土、历史、文化这4大“超级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的独特性,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比方说,中国2010年春运的人数就达25亿人次。25亿是个什么概念?这大概就等于在一个月内把整个北美、欧洲和非洲的人口都挪动一下。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面临这一类特殊的挑战,而且必须解决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很难想象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

  中国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过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从哪里来。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按照现代国际法,这样做也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如果你连国家的合法性都没有,你政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合法性的论述关键是两点: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选贤任能”。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不存在。在今天对外开放、大规模国际互动的情况下,这种源远流长的合法性来源仍然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8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的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力求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比光靠“选举”的西方制度更有竞争力。

  在中国模式的引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土地、历史、文化4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可能很快变成我们的最大劣势,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

  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早就解体了。

  三、政治改革: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随着美国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破产,随着一个又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主流学者也不再否认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观点之天真。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濒临破产,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陷入了严重金融和财政危机,以传教士热情推销西方民主的美国成了祸害世界的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只要稍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层次弊病,特别是资本力量对政治的巨大影响,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如果不进行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改革,其总体颓势将难以逆转。

  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年皮尤中心对17个国家的国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西方国家民众对自己国家状况不满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17个国家中拔了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法国人是29%。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又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而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30%,法国是26%。(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网站)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有些人总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较小的改革”,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总之,中国的政治改革离不开自信。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实事求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出发点。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那么中国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可以说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

  我们可以从East  Asian  Barometer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看到,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亚的国家和社会,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着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美国学者David Hitchcock 也曾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7国和美国的国民进行了民意调查,他发现东亚民众的社会价值排序与美国人的社会价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东亚民众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东亚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中的优先顺序为:

  东亚:1.社会秩序;2.和谐;3.政府问责制;4.接受新思想;5.言论自由;6.尊重权威。

  美国:1.言论自由,2.个人权利,3.个人自由,4.公开辩论,5.生存; 6.政府问责制。

  实际上这些调查只是再次确认了中国和东亚多数人基于常识判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为什么中国和东亚国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

  西方那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在非西方社会很难复制,其实也没有必要复制。比方说,中国以家庭及其延伸关系的文化特点之一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关系从家庭成员衍生到亲戚、朋友、同事乃至整个国家,这种文化传统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家庭成员的弹性的亲密关系都改造成美国一样的刚性的契约关系,并认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在东亚社会都行不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两者之长结合起来,进行创新。

  应该努力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来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这样探索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才会有生命力。把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斗争文化”照搬到强调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和谐文化”社会中,总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和分裂。

  为了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体制,首先必须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不少人也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的可以这么简单地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并不那么民主的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周边许多国家,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项政策,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对讨论民主建设也有启发。邓小平把判断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新留下了无穷的空间。即使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来看,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是大量劣质民主的产生。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从实现“良政”出发来探讨和界定民主。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第一是走渐进改革的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模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

  第二是内需驱动。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的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

  第三是民生为大。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发展中国家民主试验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有了这三条,中国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也会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张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现在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探索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能为人类做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

  (作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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