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平台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

2011.03.07 14:43
来源: 红旗文稿     期号: 2011/05     作者: 周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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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城市化、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斐然,例如: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多元利益群体的形成;城市快速变迁所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随着城市房地产业的兴起和住房商品化的进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尤其是居住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与管理问题等。但有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被忽略了,那就是社会变迁与本土文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我们知道,从社会变迁的基本规律及模式来看,只有以健全的文化心态传承传统文化,吸收多元文化,在理解、尊重和互补中丰富现代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中国自己的文化优势。中国文化的特色,它赖以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相区别的本质性特征,是需要载体来承载的,而民俗文化就是重要的载体之一。作为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呈现出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为数不少的传统民俗文化濒临灭绝,有的甚至消失殆尽,这绝非危言耸听。因此,迅速采取保护措施,通过建立文化生态的追踪调查和评估系统,对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做出监测评价,以确保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传承下去是当务之急。

  传统民俗文化保护模式

  近年来,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工作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启动了一些全国性、整体性的系统工程,而且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当前我国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存在三种模式:

  一是政府模式,亦可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2004年,我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加上我国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规定,基本健全了我国的非遗保护体系。其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制度建设推进民俗文化传承,实现保护中国多元文化特色和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目标。我国政府启动了《“十二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工作,建立了四级名录保护体系。2006年6月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518项,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名录510项,目前,第三批名录已经审批完毕,接近300项。截止2010年,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总计达到1400项左右。尽管目前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尚有分歧,但民俗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毫无争议。作为吸收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成果所形成的现代知识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出现,使我国政府对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于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实践也有了制度性设计,它表明传统民俗文化逐渐成为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和情感价值倾向的承载实体,促进了民俗文化被认同为人类遗产,从而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倡导的旅游观光业对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各地政府建立了一批民俗旅游村和民俗博物馆,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民俗就业、地方扶贫和文化传承保护的作用。事实表明,开展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工作,不仅有利于保护传统文化,而且有利于提高民族认同感,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维持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二是学者模式。比如,以作家冯骥才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数十年如一日,积极参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抢救。目前在民俗文化保护与抢救工程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近万名成员,其中很多都是民俗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及宽阔的视野和超越自身的济世情怀,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强烈的责任感。2003年2月18日,由冯骥才倡导发起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此项工程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施项目,计划在10年内,用文字、录音、摄影和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代表性实物,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2009年初,该工程启动编纂“中国民间四库全书”,即《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俗语全书》和《中国民间史诗叙事诗全书》。此书采用按县分类方式,原则上每县一卷,小部分两县一卷,每卷30万字左右。目前,全国共有2800余县,如此计算,“四库全书”的总卷本有近万之多,总字数约8亿4千万,属当今世界最大的编纂工程。冯骥才模式的出现,表明了作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从历史意识、个性风度和审美欣赏的现实出发,将自身视作承载传统文化的主体,并逐渐成为民俗文化保护的呼吁者、志愿者和实践者。

  三是民间模式。比如,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草根精英,通过吸收传统民俗文化的精华,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概念产品和应用产品,重新整合民俗资源并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些文化艺术种类在人们的忽视、漠视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作为地方剧种之一的二人转,也一度岌岌可危。它本是来自乡野田间地头的艺术,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在赵本山等人的改造下,重新焕发光彩,不仅登上“春晚”舞台,而且以“刘老根大舞台”为载体轰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二人转得以保护并传承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城市剧场让来自田间地头的二人转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演出形式也发生变化,即不光讲究“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还吸收了大鼓、评书、杂技以及其他地方戏的精华,甚至加进了摇滚等现代元素;另一方面,商业化的运作能力和产业化的制作经验也提供了整合观众的新的可能性,并且预示了民俗文化发展的某些新的趋向。由此可知,民间自觉地培育和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能够保证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有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构建数字民俗文化生态

  三种模式的开拓和创新,初步构成了当前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机制。下一步工作的关键,是如何将三者加以有机的整合,探索建立政府、学者和民间等多元实体相结合的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新型的保护模式。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方兴未艾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是值得尝试的方法。以数字信息理念和技术手段构建数字民俗文化生态,把传统的民俗生活和人文环境转化成数字程序、数字典藏和数字研究,从技术手段上解决传统民俗保护、传承和分类整合的难题,其优势有三:

  首先,数字化平台使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获得高科技的人文表达形式,是将搜集、整理、保护和利用加以整合的有效途径。在政府、学者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传统民俗宝库日渐丰富,但同时也出现了保护和管理难题。传统博物馆式的单一陈列展示,已经很难满足时代的需求。由于民俗资源的脆弱性,在展览时必须十分注重自然环境,如光线及空气湿度等要求。即便如此,长时间展览后,展品依然会遭受难以挽救的损坏。为了保护某些珍贵的稀有资源,常常不得不采用仿制的手段。采用数字化展示平台就可以突破上述限制,其所兼具的记录、保存、展览、搜索和共享等功能,有利于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规范和安全管理,开辟了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利用的新天地。另外,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方言载体和文化隐喻随着承载群体及其世代居住环境的消失变成了永久的秘密。数字化平台的应用,不单纯是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记录,把其变成“活化石”,还能利用数字技术还原民俗文化遗产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包括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人格等组合的立体空间,挖掘其现代价值,开展历史成就和未来传承统一性的价值评价。

  其次,数字化平台能够将民俗文化保护与民俗主体和共享者联系在一起,探索将传统民俗文化纳入民族文化遗产的公众教育之路,增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以数字化产品传承民族人文财富的手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学习方式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数字化集声、像、图、文、通讯等为一体,以最直观的方式表达和感知信息,以可触摸(触屏)的界面操纵信息处理的技术,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生动、直观、高效的信息服务,向社会公众普及民俗文化知识。通过数字化平台使民俗保护成为广大民众自愿接受和实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方面普通民众将更加了解传统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到自己是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亲切心理;另一方面也由此增强了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意识和自觉性。当然,运用信息技术构筑数字化平台,提供共享性资源,开展社会公众教育活动,构造文化遗产学习体系,培养与未来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各类人才,也是在多元文化共享中保存自我文化主体性的策略之一。例如,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民歌、舞蹈、戏曲部分)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通过演示文化传承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还能增强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自信心,鼓舞海外华人热爱民族民间文艺的热情,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表现力。

  第三,数字化平台可为传统民俗文化遗产评估和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提供学术咨询,并辅助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估标准。通过数字化平台的评估,建立传统民俗文化保护标准的工作框架,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传统手工业民俗文化基础数据系统,在民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政策、社会组织网络和经济要素的数据。这一系统以北京传统的手工行业为切入点,以居住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信仰空间的网络关系为对象,搜集和储存数据,补充和对照社会调查成果,进行行业网络和行业文化的关系研究,重点研究行业技术知识传承在行业社会网络中的作用及其社会运作。以数据库的形式将政府、学者、企业和民众四者结成整体,沟通运作,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相结合的综合数据源,有利于建立民俗评估的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体系。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个系统还将以调查研究获得的数据,为传统民俗文化保护和都市和谐文化环境的重建提供智力支持,并为老字号文化传统的开发提供有益的咨询服务。

  一言以蔽之,借助高效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对传统民俗文化资源重新整合,使其成为对社会公众普及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教育的平台,同时也为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持续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保护模式。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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